孤独垂钓者图片高清（介绍钓鱼的经验英语独自垂钓的诗歌翻译（上）)
文| 王家新
画| 雷诺阿
词的“昏暗过渡”与互译
“只有在此地我才能偶尔跳出狼与狗之间的昏暗过渡” ——格仁拜因《边防犬似的艺术家肖像》
对我来说，那年上半年读到的最好的译诗是《当代国际诗坛》第1期（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上由贺骥译的《格仁拜因诗选》及其诗论《蚂蚁般伟大》。
在德国近一、二十年来的诗坛上，杜尔斯•格仁拜因(Durs Gruenbein)可谓一个响亮的名字。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位生长于德累斯顿的前东德年轻诗人崭露头角，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他几乎获得了德国所有的重要文学奖，有人甚至称近百年来“在德语诗界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富有魅力、兴趣广泛的上帝的宠儿”。
格仁拜因的诗，最早由芮虎译成中文。他那卓越不凡的诗才，很快受到中国诗人的关注。在熟悉了像里尔克、策兰那样的德语现代诗后，格仁拜因给我们带来了更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力和现实感的东西。贺骥的这一大组译作，正好满足了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德语诗坛“新人”的愿望。
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译介，而是令人惊异的揭示。读了这组《格仁拜因诗选》，我想如果有一天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德国诗人，那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格仁拜因非常难译，搞不好，一个译者就会淹死在“德语的深海”。他那深度的自我意识，怪异的玄思、隐喻和想象力，犀利而充满睿智的嘲讽和社会批判锋芒，自由开放的形式以及语言上的张力，这一切，都成为翻译的难度。而贺骥的翻译值得信任，就在于它既是对难度的克服，又是对难度的保持。“从优秀的诗歌里人们可以听到，颅缝是怎样缝接的……”(格仁拜因《关于诗与躯体的信》)，从优秀的译作里我们也听到了这一点！
在此，我们还要庆幸《当代国际诗坛》的出版。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诗人，大都拥有对《外国诗》、《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这几份“以书代刊”的翻译诗刊的难忘记忆。《当代国际诗坛》的创刊，使我们在一个平庸的年代再次有了一种阅读期待。当然，这份刊物的意义还不仅在于诗歌的译介，它也更重视中国诗歌与国际诗歌的互动和交流，正如唐晓渡在“卷首语”中所说“当代。国际。丰富。高端。一个开放的、全视野的多向互动平台，以服务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我想，这种办刊设想和努力方向，正好体现了日臻开阔、成熟的中国当代诗歌在全球语境下的某种内在要求。
这种“互动”的趋向，在云南诗人李森、美国诗人史蒂文•施罗德主编的《新诗品：昆明——芝加哥小组》第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中也体现出来。这是一次小型的诗歌“三通”，每次搭乘20余人，世界也再次变小了。
由广东、澳门一批诗人姚风、卢卫平、黄礼孩等编辑出版的《中西诗歌》，也是一份和其他刊物很不相同的诗歌季刊，我们在上面经常读到黄灿然、姚风、树才、高兴、李以亮、汪剑钊等人的译作。今年第2期方若冰译的《洛厄尔诗选》、舒丹丹译的《当代美国五人诗选》也都值得一读。尤其是洛厄尔的那十首诗，应属第一次译成中文。译者对其“语感”的把握十分到位，因此那看似散漫、随意、甚至直白的诗句，有了一种奇特而又令人着迷的力量。
《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以及《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诗林》这类刊物，一如既往给翻译诗留下了一席之地，但是让人精神一振、印象深刻的并不多。这究竟是一些什么原因呢？
不过，在那里仍有着一些亮点：在《外国文艺》第3期中，有梅申友对米沃什生前最后一部诗集《此》的选译。虽然这些译文不尽如意，但它毕竟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位大师的“晚期风格”，诗人对自己的那一声猛喝“老色鬼，你该入土了！别再贪图年少的追逐和欢娱”，听起来也有某种不同凡响的感受。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国文学》在汪剑钊的参与下也有了“新招”：它每期介绍一位外国诗人，并由一位中国诗人撰写评论。近大半年来，我们已读到凌越、桑克、耿占春、张曙光等撰写的评论。只不过，这些诗人在“披上学术的外衣”时多少显得有些拘谨，他们似乎忙于应付诸如“内容提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之类，而忘了他们的长处并不在于此。
“一个伟大的诗的年代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翻译的年代”，写到这里，庞德的这句话就回荡于耳际。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天还能说出口吗？
由此，我想起了以色列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伊文—佐哈（Even-Zohar）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中的地位的分析，他指出当翻译文学占据重要位置时，一般是在译入语文学处于发轫期，或是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或是处于危机或转型期。的确，我们都有过这几种时期。而目前中国诗歌的发展，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早已“突破乌江”了。有人甚至宣称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诗人是在中国。是这样吗？我倒是更欣赏西川的这句话“我随时准备读到好诗”。
中国诗歌仍有着它的需要，仍需要借助翻译获得一种资源和陌生化的力量。多多已是一头银发了，但他仍像多年前那样在“读”，一遍遍地读。早年的波德莱尔，现在的策兰，这就是他的不可冒犯的星座。他曾宣称他写一首就是少一首，那么，读呢？“读到什么程度，就会写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他多年的秘密。也许，他是在阅读从未译出之物。
对诗的译、读、写之力，仍需要从内部获得。在诗生活网站“翻译”论坛和其他网站上就活跃着一批年轻的诗人翻译家，如王敖、阿九、晴朗李寒、周旋久等人。王敖是一位优秀的年轻诗人，也是一位值得期待的译者。这样的翻译论坛值得经常去浏览，它不那么热闹，但却更接近于诗和语言的秘密。当然，深海采珠人也有着他们现实的关怀。汶川大地震后，周旋久就特意译了一首艾米丽•狄金森的诗作为他自己的“五月的献诗”：“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碎掉，/我就没有白活；/如果我能使一条生命痛苦减少，/或灼痛缓和，/或帮助一只晕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鸟窠，/我就没有白活。”
在对目前的诗歌翻译做了些考察后，我想谈谈“诗人作为翻译家”这一传统。中国新诗史上的诗人翻译家以及作为另一种重要参照的西方现代诗人翻译家，为我们形成和奠定了这一“现代传统”。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马高明、旬红军、北岛、黄灿然、张枣、西川、张曙光、李笠、树才等人的翻译实践，体现了这一传统的重建。90年代后期以来，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像胡续冬、姜涛、周瓒、周伟驰、马永波、桑克、王敖、韦白、李以亮等等，也加入了进来。近年来，继李以亮自费印刷了《波兰现代诗选》后，韦白的《坐在雨的外面——二十世纪外国诗人十二家诗抄》，也由“滑动门”诗歌网站结集印行。这种诗的奉献，不仅让人惊喜，其意义甚至也不仅在于“为汉语诗歌的写作注入了一种东欧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指李以亮对波兰诗歌的翻译），还在于这些诗人延续了“诗人作为翻译家”这一传统。这一传统的延续，在一个浮燥的年代至关重要，因为这就是一个诗人对其语言家园的坚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诗歌翻译本身的探讨，不仅成为一个热点，也被引入到一个新的诗学和文化层面上进行。几年前北岛在《收获》上发表的关于外国诗人及其翻译的系列文章，曾引起广泛注意和反响。今年以来，除了在刊物上散见的一些文章（如《当代国际诗坛》上意大利中国诗歌翻译家鲍夏兰的《翻译的三角》），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些诗歌学术会议上（如叶维廉诗歌研讨会、“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第二届珠江国际诗会、“埃兹拉•庞德学术研讨会”，等等），一些诗人和学者也力图运用现代诗学理论和“译学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新的视角、方法和成果对诗歌翻译进行探讨，过去那种“就事论事”式的翻译研究被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内进行。
在这种探讨中，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所提出的“纯语言”（purelanguage）也受到了中国诗人的注重。在本雅明看来，“纯语言”部分地隐含在原作中。在翻译这种两种语言的相遇、互映和相互发掘过程中，我们能窥见这种“纯语言”。的确，对那些优秀的诗歌翻译家，从事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译出几首好诗，在根本上，正是为了这种“纯语言”。
与对“纯语言”的发掘相关，是对翻译的难度和可能性的探讨。翻译的难度，即是和“纯语言”相关的难度。这样的翻译，正如德里达所说，不得不“忍受着翻译，或把翻译展示为受难的记忆或痕迹”（雅克•德里达《什么是“确切的”翻译》，陈永国译）。这样，翻译便成为“纯语言”的归宿，成为它的分娩和历练之地。的确，一种语言的质地和潜能不仅要通过创作，也要通过这样的翻译来呈现。
在新的层面上与西方诗歌建立一种“互译”（intertranslation）和对话关系，这也成为人们愈来愈关注的问题。今年春季，美国有影响的诗歌杂志《Atlanta Review》出版了一个中国当代诗歌专号。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和《亚特兰大评论》主办的“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与会的中美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此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美国诗人、“中国诗歌专号”主要编者和译者George O’Connell认为“中国诗人也在挣扎着寻找这样一种语言：它既不属于革命后纪元的社会主义叙述，也不属于古典传统的遗赠，而是能够与更加接近当前的存在进行对话，”因而他感到“他们与西方写诗的同行并无太大差异。”而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使他强烈感到“好诗既定义界限，又超越界限，时刻提醒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共享的生命之朴素或神秘的质地，它充满了矛盾，无论我们来自何方，讲什么语言。”（George O’Connell和其他中国诗人的发言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11日）
至于不同诗歌之间的“互译”或“误读”，西班牙语诗歌翻译家赵振江在会上也提到了一例，那就是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著名诗人帕斯用西班牙语把它解释为：“十年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在生和死之间。”
人大文学院李今教授的发言“逆向阅读——从译诗到原诗”，则通过这个“中国当代诗歌专号”反观我们自己的母语和诗，并以此探讨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英译者对汉字的这种感觉，启发我应将汉字陌生化，以获得对汉字的感觉力，不要‘得意’而‘忘言’”。她通过对一些具体译作的分析，认为它们在意义的层面都还忠实于原作，但比起原作，读来却缺少了中文原文的那种很丰富的味道，比如多多的《四合院》，在翻译时就“不能不考虑到文化上的不可译问题”。与会的有些诗人则认为这种“不可译性”反而是件好事。一个诗人应有他的某种“抗译性”。
George O’Connell在回应时则重申了他的翻译诗学：“假设将原诗作者的母语换成目标语言，他或许会以同样的诗意冲动在目标语言中写下相同的话。（翻译）不是脚注，也不是阐释，而是诗活在语言之中。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庞德翻译得不成功，只能说明他没有能力从英语中辨认出诗意的共鸣，也无法察觉庞德那股将李白本人的灵魂灌入英语的神秘力量”。
他这样说，就等于回到了博尔赫斯那句话：为什么原文就不能忠实于译文？ 当然，问题还有许多。只要我们涉足于翻译，我们就会生活于其中。
即使我们不曾涉足于翻译，我们依然生活在“巴别塔”（Babel）里。这已构成了我们的命运。对翻译问题的探讨，在根本上，正出于对这种命运的测探。而我们要做的，还只是刚刚开始。
“在盐库守着波涛的记忆”
在法国二十世纪诗人中，勒内•夏尔是我最喜爱的一位。夏尔的诗有许多已被译成中文（见罗大冈的译文、树才的《勒内•夏尔诗选》等等），但我仍渴望读到更多。因此，不难想象刊登在《诗选刊》2008第7期下半月刊上他的一大组作品新译给我带来的喜悦。这组出版于1956年、命名为《三十三个片断中》的诗歌片断让我再次领会到夏尔的奇绝，它们均取自诗人二战前的三本诗集，据诗人自己称，它们是“一场事故后幸存的残骸”。但与其这样说，不如说这是一场灰烬中的再生，像“肩扛着现实，他/在盐库守着波涛的记忆”、“夏日卑微的死亡/帮我卸下光荣的牺牲/我已知道如何活着”，等等，这样的诗句在我们面前树立的，乃是一位坚强而孤绝、超越性的诗人的形象。
的确，我珍爱夏尔的诗，因为哪怕它往往只有片言只语，它也会给我们一种如庞德所说的“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的感觉”。
这样的诗人，堪称是“片断的大师”。据说海德格尔晚年最关注的诗人之一就是夏尔，他曾数次访问夏尔位于法国南部的家乡，并和诗人一起伴着夏日的蝉鸣讨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残篇。在我看来，夏尔最奇绝的力量就在于他把超现实主义的玄想与古希腊的诗性元素结合为一体，把闪电一瞬间的透彻与岩石的质感结合在了一体，“夜的安宁靠近岩石并洒上痛苦之墨/布满硝烟的深夜降临”，这样的译文真是令人喜爱。据说年轻的译者于木目前在法国专修翻译，我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译作。
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 Simic，1938—）是近些年来为中国读者和诗人所关注的一位美国诗人，《诗歌月刊》2008第12期下半月刊冯冬译的他的一大组诗，让我更多地体会到他诗歌的魅力。西米克早年出身于南斯拉夫，带着童年的创伤移民到美国。独到的隐喻、令人窒息的黑色幽默和格言式的简洁曾经是他的风格标志，但他近期的创作也加入了更多的细节和叙事的因素，如“寒冷/使你把床单拉到下巴边”（《不死》）、“镜子里，我的脸像一张/两次作废的邮票”（《天堂汽车旅馆》），等等，尤其是他这组诗中几首关于老年的诗让我深受感动。也许，对暮年的接近，才使一个诗人真正体验到那黑暗中的力量？
但美国诗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能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据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颇有影响的罗伯特•勃莱至今仍很活跃，不仅还在写诗，还活跃在“男权主义”的战场。王佐良先生当年的《与诗人勃莱一夕谈》及其几首勃莱的译诗，曾受到许多中国读者和诗人的喜爱，但是这次在《世界文学》2008第6期上刊出的他的长诗《睡眠者携起手来》（肖小军译），却不能让我有当年的那种感觉了。它仍是那种“深度意象诗”的写法，但却缺乏真正的“深度”，这种老套的、单一的写法，说实话，也很难包容人们当下的经验。但是勃莱非常自负，在其诗论《美国诗歌的错误转向》（肖小军译）中，他几乎否定了绝大部分的美国现当代诗歌。他的比照是欧洲诗歌，他所列举的一些欧洲诗人的诗当然很好，但他对许多美国诗人的指责却是建立在曲解和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在勃莱那里，显然有一种对“潜意识”和所谓“生命力”的执迷，但却缺了那种如叶芝所说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和经验的包容力。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
与勃莱齐名的美国诗人、翻译家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在我为写这篇文字而翻阅近期的外国文学期刊时也再次进入了我的视线。《译林》2008第5期上郑燕虹译的他的《银天鹅》，为诗人在日本京都期间创作的一组诗，其中处处显露出他受到的东方诗和佛教禅宗的影响。他的这种创作和翻译实践，让人不禁想到了一句禅诗“篱内竹抽篱外笋，涧东发花涧西红”。雷克斯罗斯是一位笔力遒劲、风格奇绝的诗人，据说他翻译的《中国诗百首》尤其是其中35首杜甫的诗，至今仍受到许多美国诗人的推崇。他是怎样把杜甫这位在我看来几乎不可译的诗人成功地“译植”到英语的“篱内”的？这真是一个谜。他译出的，还是我们心目中的杜甫吗？
回到我手边的一堆期刊上，《中西诗歌》2008第3期史春波译的美国诗人乔治•欧康奈尔的诗、第4期舒丹丹译的丹麦诗人尼尔斯•哈夫（Niels Hav）的诗都值得一读。史春波的译文语言精湛、准确、富有质感和张力，如《鹪鹩》一诗：“它深色的眼睛/圆瞪，绝望，/我竟被允许/握住如此的颤抖……”读时我们不仅感受到一只受困小鸟绝望的扑腾，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内心的颤栗和一种语言的拍击力！而哈夫的《警句》，我相信也会让许多中文的读者过目难忘：你可能终老一生 与词语相伴， 却不曾找到 恰当的那个。 就像一条可怜的鱼 裹在匈牙利报纸里。 首先它死了， 其次，它不懂 匈牙利文。 诗的下半部分，让我想到了查尔斯•西米克的“你将像盲人看一部无声电影”。显然，这些都是关于我们存在的隐喻。在一个语言和文化被反复地消费甚至被耗尽的情形下，怎样从我们的经验出发去发明新的隐喻，这仍是对诗人的一个考验。我想，好的隐喻会像深水炸弹一样，即使扔在哥本哈根的海湾里，也会从汉语世界里传来对它的连锁反应。
除了上述刊物，集中展现近期诗歌翻译成果和动向的，是《当代国际诗坛》2008第2期。在这一期上，汪剑钊译的曼杰什坦姆流放于沃罗涅日期间写的一大组诗被置于头条。就在同时，汪译《曼杰什坦姆诗全集》也由东方出版社推出。曼杰什坦姆显然属于最难译的诗人之一，据我所知，迄今连英文的翻译都还只是一些选集，因此，中译者能知难而上、付出大量的心血把这样一位怪杰和天才性诗人的诗全部翻译出来，这本身就令人惊叹。最起码，它满足了很多中文读者全面了解曼杰什坦姆的愿望。
这一期《当代国际诗坛》上，胡续冬译的巴西诗人若昂•卡布拉尔、高兴译的罗马尼亚当代诗歌九家也都值得一读，这一期所“特别推荐”的叙尼亚—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的诗（由薛庆国译介）也格外引人注目。阿多尼斯是阿拉伯现代诗歌的卓越代表，据说也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读他的诗，让我想到了在中国读者中一直有影响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同纪伯伦一样，阿多尼斯的诗往往也以片断和格言的形式出现，充满了哲理和奥义，但阿多尼斯更多了些“现代性”。我想，《当代国际诗坛》之所以重点译介这样一位诗人，多少是出自某种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期盼吧。的确，阿多尼斯和许多中国读者已熟悉的欧美诗人不同，因为他的伊斯兰文化元素和背景，因为他诗中的那种“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但同样确凿的是，他的诗显然也溶入了西方哲学和诗歌的许多东西（我想这和他的经历也有关，自1980年起，他就生活在巴黎，并在西方多所大学任教），像“万物都会走向死亡，/只有人除外，/是死亡向他走来”这样的诗句，如果不落上阿多尼斯的名字，人们可能会以为是出自某位西方诗人之手。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诗歌生长之处，“篱内”与“篱外”的界线正日益变得模糊。
现在，该谈谈《外国文学》2008第6期上孟明译的保罗•策兰了。一次刊出策兰的20首诗，并配发有诗人宋琳的《幸存之眼：读策兰的诗》，这不能不引人注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人们对策兰作为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的看重。的确，近些年来，策兰的诗受到了中国读者和诗人的关注。在这种情形下，旅法诗人孟明对策兰的翻译，无疑会满足人们进一步的需要，也为人们了解策兰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像策兰这样的诗人，也完全应该在中文世界里拥有多种不同的译本。
不过，细读这20首译诗，我却多少有些困惑和惊讶，这不仅和我心目中的策兰“出入太大”，也和译者自己以前对策兰的翻译很不相同（就在我写作此文时，我读到宋琳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的孟明发表在《今天》2004冬季号上策兰的一组诗），在这一次，孟明明显地把一个艰涩的策兰“文学化”、“诗意化”、“流畅化”了，在他的译文中，加进了过多的文饰的东西。如果仅仅是面对这样一个“策兰”，那人们很可能会问：这还是策兰吗？我真有些担心。
也许，孟明的译文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和他这次译出的大多为策兰的早期诗有关。但我想这并不是更根本的原因。我所感到的是，这一次他几乎是在用译一位浪漫主义感伤诗人的笔调译策兰，并且是在“信、达、雅”那一套翻译理念的支配下译策兰。我想这也许就是问题所在。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把策兰早期的《黑色雪片》一诗译成了《雪花》！据说孟明是根据法译本并参照了德文原诗译策兰的。我相信可靠的法译本是绝不会把“黑色雪片”译为“雪花”的(我手中的英译本也为“Black Flakes”），即使法译本有问题，德文原诗也摆在译者面前，这首诗的诗题德文原文为“黑色雪片”（“Schwarze Flocken”）。我想这绝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处理”的小细节。正因为早期“黑色雪片”这个隐喻，在策兰后来的《死亡赋格》中，才出现了“早上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这种更致命、更震动人心的诗句。作为一个策兰的译者，我想孟明应该比很多人都更了解：策兰的“黑色雪片”和“黑色牛奶”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变白！
在这20首译诗中，也有一些策兰中期的诗，但它们多少也被轻柔化了、甚至浪漫化了，我们很难从中看出策兰自《死亡赋格》之后在诗歌意识上有什么深化和进展。《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是策兰中期一首重要的带有艺术转折意义的诗，但它的最后一句却被译为“雪依旧绕着词儿打转”，读到这里我真是有些悲哀。且不说这样的翻译是否准确，像“词儿”、“绕着词儿打转”之类，这不仅不是策兰的语言，也完全淹没了策兰的诗质。我所了解的是，策兰是一位“词的诗人”，“词”在他的诗学中、在他中后期以来的全部写作中占据着一个深刻的、核心般的位置。但在这样的翻译中，“词”的艰巨形成过程以及它与冰雪的紧张关系都被取消了。实际上，在策兰的这首诗中，冰雪的暴力一步步加剧：它在一开始是“雪花”，后来变成了“雪片”，最后则迎来了冰天雪地里那更神秘的烈风——那艰难的、使词语结成雪球、并迫使人“前趋的风”！我真不明白何以要把它译成“雪依旧绕着词儿打转”！
看来严复的翻译理念仍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天演论〉译例序》），我所看到的是，一代代以来，很多译者在“信”上、在理解的准确性上并没有下多少功夫，倒是转而“求其尔雅”了。这中间的过渡，真是不需要什么理由！但是，真正值得信任、并且真正有艺术难度的翻译，却是德里达所说的那种“确切的”翻译。面对策兰这样一位极其神秘而又极其“精确”（伽达默尔评策兰语）的诗人，我们需要的，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