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硕士送外卖（魔兽钓鱼不涨经验怎么办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
小编：文章稍微有点长，但是非常值得读下去，刷屏文。北大硕士毕业，还是有很多想不清楚的问题，一来二去，就送了外卖。
一
去年夏天我和女朋友开车回家看我父母，进门的时候全家人都在，他们问我路上是不是顺利。我女朋友说，张根一开车就犯路怒症，一路上都在骂旁边车的司机。我辩解说不是我的原因，那些人开车没规矩，跟急着回去奔丧一样。
我叔叔在旁边乐了起来，对我女朋友说：“当年我在车上骂人的时候，他就和你一样，一直劝我不要生气。”我心想，我还有这么纯真良善的时候。
回北京的路上，女友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变刻薄的，我想了想说，大概是决定对世界上的傻X不再宽容的时候。她又问我，那是什么时候体重开始控制不住的？我说大概是决定对自己宽容的时候。她说，那你不也是傻X吗？
人生在我25岁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复读模式，自己和周遭的事物都变得似曾相识起来。虽然还没走完人生的后半段，但是观察在同一时空中不同生命阶段的人，从他们身上我印证了我的看法。
我开始像我的父辈一样脱发、发福、健忘。我开始觉得每日坐在鲜亮的北京写字楼里，和当年在国营厂里机械工作的老一辈没有分别。我咀嚼明星的热搜、绯闻、八卦，和老一辈喜欢背后说邻居闲话也没什么分别。我用知识付费和旅行制造自己能看见更大世界的错觉，和他们用保健品安慰自己能健康长寿本质也差不多。
到最后我可能也会谢顶成为一个社会中年男人，在一份安稳的工作中混到中层，每天的乐趣就是给自己找点附庸风雅的爱好，和看女下属的大腿，还有回家问孩子，为什么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父母把我供到大城市生活，但我并不比我的父母进步多少，想到这点时，我就觉得人生有点索然无味。大家总是遇到差不多的抉择，差别的只是场景，所以人早晚会被社会规训得一模一样，不会因为我享受了一些中产阶级的生活而改变。
如果能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总有人整天吓唬我，就连这种生活都无法长久。常见的威胁包括，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时代不打招呼就会把你抛弃之类，每日话术翻新。
这种掌控不了自己命运，总是寄希望于别人良心发现的感觉十分不好。为了解决焦虑，我做过很多尝试，比如灌鸡汤。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教导我不用怕，时间会给我答案，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就好像坐在考场里一段时间，答案就会自己解出来一样。
不过我开始明白了两件事情，一是面对生活其实和解数学题差不多，面对现实的条件，用学到的道理，得出一个对于未知事物的答案；二是很多时候，我焦虑的其实不是上下，而是左右。
我人生出现的另一个变化，是自我意识突然开始强烈膨胀，对能让自己开心的事物表现出无限的信赖和溺爱，而对让自己的不快事物表现出否定和不信任。临床表现为喜欢骂人傻X。
一方面有人不断地告诉我会阶级下滑，一方面我一个劲儿地讨厌这种焦虑，最终它们在我身上出现了无法调和的迹象。
在女朋友出国后，我辞掉了坐写字楼的工作，去做了一名外卖员。穿上蓝色制服的时候，我对着玻璃里面的自己拍了张照片，心想：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你告诉我的底层，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二
在试用期和周末，外卖员不允许休息，经历了十五天的风吹雨打之后，我终于在周二获得了宝贵的一天休假。周一晚上我给一个老同学B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在明天晚上请我吃一顿涮羊肉。
我们毕业之后就没怎么见过，落座以后，他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跳槽了，最近在做一个case的due diligence。每天从早到晚到处跑，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只能看着，所以想找人来聊聊天。
B表示同情，说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最近每天都能在微信运动排行榜看见我，然后他也开始抱怨自己的工作。
我说没关系，按照你们这种人的发展轨迹，干几年，然后和别人创业，40岁之前实现财富自由。他笑了一声，说：“那是媒体瞎扯，融资前开始让公关造声势，真正大佬都是闷声发财。不过最近我也有点想跳槽，但是年底了不太方便，想看三四月份时候的行情。”
他问我是怎么跳的，我把菜单递给服务员，开始描述经过：当时三个公司给了offer，一个是京东，一个是每日优鲜，还有一个阿里旗下的企业盒马。我本来想去京东的，但是出了点状况，京东在北京突然不招人了，我就去盒马了。
他问我薪资，我说主要看个人努力，新人每个月五六千，京东稍微高一些。但是这里发展潜力大，能挣多少靠自己，上班离家近，关键是给配电动车，不用自己买。
他说：“你们工资这么少，都不报销打车费吗？都是骑电动车？”
我说：“当然了，不过前几天，大兴因为电动车充电失火了，现在电动车管理也严格了。”
他问我到底在干什么工作，我指着桌子上的菜说，我去送外卖了。他大笑起来：“你们公司太牛逼了，是在调研新零售吗？”
我说：“以上都是我应付熟人时说的，我就是去送外卖了。”
菜上齐了，我又要了一罐可乐，一个玻璃杯和冰块。我把可乐倒进杯子里，它撕拉作响地冒着气泡，一口灌进去，几秒钟后一股强大的气流从我肺腑内喷涌而出，穿过酥麻的喉头来到大脑，天灵盖因为无法承受这份欢愉，而涨裂开来。灵魂在我头顶飘荡了好几秒，我才听到老同学的问话。
“你为什么去做这个？”
“不知道，”我开始涮肉片，“你知道什么是小黄瓜条吗？”
“不知道。”
“小黄瓜条是牛身上一块肉的名字，特别嫩，差不多可以生吃。”
“然后呢？”
“有一次，有个客户订了这个东西。我们是按箱领货的，里面会有好几家的东西，得先分捡。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小黄瓜条，正好有其他家的订单里有黄瓜，我就给他们塞进两根粗黄瓜，还觉得自己挺厚道。”
“后来呢？”
“后来客户要求退货，我就被主管说了一顿。”
“哈哈，你没丢工作？”B笑着说。
“没有，年底都缺人，他们不舍得赶我走。今年尤其缺人，你没发现最近吃外卖，运费都贵了？”我问。
“那你们工资是不是也高了？”
“美团和饿了么最近比较高，算上补贴一单能赚十多块，但我们恒定的，每单就是七块钱。”
“送多送少都是七块钱？”
“对，送袋子青菜也是七块，送五桶饮用水也是七块，远近都是七块。”
“你们这个机制不合理啊，那谁还愿意送重的东西。”
“我们不允许挑单，轮到谁就得谁跑。不过我觉得挺合理的，只要你跑的足够多，那你碰到好单子和碰到坏单子的数量会平衡的。”
“就没有人投机取巧？”
“有啊，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道德水平那么高，有些人拿到配送箱，发现单子太远不想跑，就偷偷扔一边再去排队领。后来现场监督看见了那个箱子，一查监控就把那人开了。”
“你真的去送外卖了？”B又问了一遍。
“有句话不是说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成为了程序员，我在送外卖，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他不置可否地挥了挥筷子，说：“我觉得一辈人有一辈人的使命，你既然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就应该做点符合自己价值的事儿，除非你是想去体验生活或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人家每天过得比我开心多了，他们早晨醒来唯一的目标就是多送几单东西，下班后，回职工宿舍的路上，买点熟肉、凉菜、馒头，再来瓶啤酒。吃完和朋友吹吹牛，洗个热水澡。在北京每个月赚上八九千工资，干上几年回家，盖房、娶妻、做小买卖。谁帮谁啊。”
“问题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现在确实工作压力大，但不代表我不幸福啊。他们不幸福的地方，你没有看到而已。你爸妈知道你去送外卖吗？”
“不知道。”我说。
“这不就完了，你要是真想追求幸福，你就跟你爸妈说，我送外卖去了，你看他们什么反应。”他顿了顿，接着说：“我不否认你的行为，我就是觉得有点偏激。虽然不知道你想追求什么，但是如果你去做原来的工作，未必找追求不到。”
我笑出声来，他看起来有点发毛，问我：“你是不是最近信什么教了？”
我没接话，而是给B讲了一个我送外卖遇到的最糟糕的一天。那天是我独立送单的第四天，之前都有师傅带。晚上我要去延静中街送单，朝阳路堵得水泄不通，我只能穿人行道走。
等到快目的地时，导航告诉我要穿过一个大铁门，但那个铁门上只有一个洞，我骑电动车过不去。没办法，我只能再绕远路，最后又逆行了一段四环辅路才过去，结果订单超时了。
监督配送的人叫小高，他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情况，我说路上堵道儿，又不太熟，实在不好意思。小高说下次注意。
当时我拿了两单，我想赶紧送下一单吧，我专门把送的东西提前装好袋子，这样就能省点时间，结果那晚太冷，手机一下子关机了，这下我又不知道送到哪里，还没法联系客户解释。
我把手机塞进胸口想要捂一捂，没用，那种感觉就像考试前突击背名词解释一样，心里着急，又什么都做不了。实在没辙了，我心一横，拎着两袋子水果跑上楼，敲开刚才送东西的那户人家，磕磕巴巴地问我能不能给手机充一会儿电。那大妈心挺好，就拿进去给我充了一会儿，结果那单又超时了。
一路上小高一直给我打电话，我都没接，想着赶紧回去给手机充电，再继续跑 。然后我又领了一单，是送去天鹅湾。我把客户地址都记下来，就算手机没电也没关系。
到甘露园中街时，我在非机动车道上骑，后面有一辆宝马突然用远光闪我，想要从我这里超车，我没让。后来它开到我前面，突然踩了一脚刹车，在我前面一下子停住了。
我眼看要撞上去，赶紧捏刹车，转车把，结果连人带车摔倒了。车后座的箱子翻了，电瓶也甩了出去。那单也超时了。
小高打来电话气得要死，说你要是干不了就脱衣服走人，不要给门店整体拉低业绩，今天就不用跑了，下班以后找主管说明情况。
我感觉自己倒霉透了，跟主管老高说我要辞职，旁边小高补充说，他今天晚上连着三单超时。老高让我考虑考虑，说新人一般都会超时，这几天的超时他用自己的绩效帮我扛，但是五天以后再这样，就走人吧。
“所以你就留下来了？”B问。
“那时候我感冒特别严重，已经准备辞职了，但是第二天早晨我量了一下的体重，发现这一周我瘦了十斤。我想，就算是参加减肥训练营也值啊，然后我就留下来了。”我接着说，“那天晚上我回去以后，特别难过，后悔来这里遭罪。我就想起你了。想到你拿着大offer，在写字楼里过着白领生活，而我在外面整天挨饿受苦。万一哪天客户是你，我得多尴尬。再想若干年以后的同学会，你已经是江湖大佬，坐拥娇妻豪宅。我呢，每次进你们小区，客梯都不让坐，只能在货梯和垃圾一起上上下下。所以我就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要是也不开心，我心里就能舒服一点。”
“你这是在黑我吗。”B笑了。
“没有，在我心里，你就是从小到大每一步都不会走错的牛人，我挺羡慕你。我18岁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再跟着大家走。高考以后匆匆选了个专业，等到大学毕业，发现大家都去读了研究生。我为了能读研，又去学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你说我偏激，其实是有点，但是我已经做了很多合理的事情，但结果对我而言，反而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做点不合理的东西，说不定会有合理的结果，但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说完，我捞了捞火锅的汤水，看还有没有肉。
“所以你现在还是很焦虑。”B问。
我点点头。
“那你在打破这种现状以后又想干什么呢？”B又问。
我说不知道。
“虽然从旁人角度来看，我觉得你有些儿戏，但这如果是你个人选择，我还是表示理解。”
他很官方地为这顿饭做了结尾。
B属于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优秀的那种，好像天生对于人生充满了掌控力，因为和他交朋友让我有种自己也是这类人的错觉，但是二人终究不同。可以看出来，他对我的选择持有否定的观点，这让我有些丧气。
走出饭店的时候，冷风把我有点晕乎的脑袋吹得清醒了一些。回想刚才的对话，我突然有种迷幻的感觉：它们似乎不应该发生在一间热气弥漫，声音吵杂的涮肉馆。
三
周三我继续上早班，五点半起床的时候，猫咪们还在睡觉，我给它们准备好粮食，添上了干净的水。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大腿内侧冻出了一片红斑，于是出门前又多套了一条绒裤。
来到配送站差不多六点半，调度老刘开始点名。点完名后，老刘讲起安全注意事项，队伍里开始出现不耐烦的声音。
老刘最近才从双井门店调过来，资历算起来不比我深多少。之前每天负责早会的老胡，是从十里堡门店实打实干起的。虽然都是东北人，但是老胡讲话富有艺术性，像解释为什么要严格遵守交规时，他会先把我们每天的收入开销算得清清楚楚，然后说如果出了交通事故，不仅跑不了单，弄不好还得赔钱。老刘就嘴笨一点，只会说：“你不守规矩，交警撵你不跟撵小鸡似的？”
但我挺喜欢老刘，他为人耿直、好相处，爱对人掏心窝子。有一次，排我前面的配送员趁老刘不注意，挑了个大单子去跑。我跟老刘反映这事儿，说我跑小单子不要紧，关键是得按规矩来。
老刘非常严肃地跟我道歉，表示以后这个问题不会再发生。我本意并不是让他难堪，所以那种严肃劲儿有点出乎我意料，我也只能同样严肃地表示了原谅。
自那以后，他每次见我都会喊我“张根兄弟”，并唱几句编得不怎么押韵的小调，“张根呀张根，跑单从来不挑单子。”
早上七点，我们喊完口号：您好，我是盒马鲜生配送员，正在为您配送订单，祝您购物愉快。开始正式拿单。
顾客有时会前一天晚上预定，所以一夜积累起来，早班总能拿到好单子，但最多不过五单。每单固定七块钱，订单数量、距离远近、东西多少，都成为了影响收入的因素。所谓好单自然是大单，但是大单也不一定是好单，距离远的大单就不如距离近的小单。
东到青年路，西到SKP，北到达美中心，南到四惠，我们门店负责十六个片区的配送。每次拿单对于配送员来说，是一个抽宝箱的过程。如果运气好，就会拿到五个订单，如果这五个订单还在最近的南二片区，那就更好的。如果这个五个订单份量也少，一个箱子就能装下，那么这种订单就是传说中的SSR，熟练工不消半个小时就能送完，35块钱轻松到手。
当然也有运气不太好的，比如说抽到一单非常远的配送，用户还订了非常多的东西，那就只能自认倒霉。其实东西多，还不怎么可怕，最难过的无疑是给没有电梯的老小区送水。看同事绝望地把成箱矿泉水绑在后座上，成为了大家欢乐的源泉。
早班，我还需要顺带解决早饭问题，有段时间我靠附近便利店的面包过日子，后来改成了吃附近小吃摊的土豆卷饼，国美第一城那里有晨光烧饼，猪肉烧饼和豆沙馅饼都很好吃，一块五的豆沙饼还能做出层次感；康家园那边有火烧卖，多买还送羊杂汤；六里屯的一条小巷子里卖有点油腻的甜团子，五块钱一袋子。住邦2000下面有给外卖员的优惠餐，十五块钱，四个菜米饭随便要，这是老高有一次看我吃麦当劳时告诉我的。
我刚来的时候看到有人拿着五个烧饼在排队领单，后来发现那是他一天的伙食。在送外卖以后，我花钱就以七块钱为单位，每次掏钱总要算一算又有多少单白送了。
一般第一趟跑回去的时候，上中班的弟兄已经到岗。到处都是分拣货物的人，太阳穿过楼宇，在街道上洒下朝阳，配送站顿时热闹得像滩涂上收网的渔民在俯身整理活蹦乱跳的鱼。
紧挨爱着城三期的门店，是当时和居委会百般争取，才被允许开张的。街上总能看到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还有遛狗的老头，孩子们时不时地朝着我们这里瞟一眼，家长说以后要是不好好学习，就会在这里送货。房产中介这时也开始上班，我最喜欢看他们一群人西装革履站在店门口，集体唱《逆战》激励自己。
慢慢，我开始习惯配送员的生活，超时次数越来越少，道路也熟悉了起来，就算不知道具体位置，大概方向已经能驾轻就熟，再也不用握着手机不停地在寒风中导航。夜晚送货也顺利了不少。在一次失手打碎苹果屏幕之后，我干脆换了一部安卓手机，节电模式能支撑一天的使用。我也能熟练地在电动车后座，用绑带把配送箱子捆得结结实实，它们再也没掉下来过。
下班后，我就只剩下洗漱的精力，手机都懒得看，生活也因此变得规律了起来。体重在不断下降，身体素质倒是越来越好。我第一次换电动车电瓶时，搬起那几十斤重的玩意儿，直累地喘气，现在喊一声“走你”就能轻松完成。一旦送珠江罗马嘉园这种小区，为了赶时间，我得拎着一大堆东西跑步到客户家，这简直是一套完美的运动方案。
每个月我可以有四天休假，但不能连休。我差不多在每星期的周中，就会休息一次。稍微睡个懒觉，起来后洗个澡，就去影院或者在家里看电影，然后一个人吃顿好的。
在第二个休息日，我在家里看了《寻找薇薇安·迈尔》的纪录片。她让我想起了那个抄水表工刘涛。我印象中的艺术家分成两种，一种是从顶级学府毕业的学院派大师，通常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我一个字都看不懂；一种是初中没毕业，就走入地下的人士，这群人浑身上下弥散着诱人而危险的气息。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在三、四线城市抄水表的中年男人，或者成天给人当保姆的阿姨会成为艺术家的例子。我有些好奇，到底拥有了如何鲜活的灵魂，才能从繁杂的生存中发现有趣啊？我想起来自己在学校的时候，也算是个摄影爱好者，最喜欢拍漂亮姑娘，编几句矫揉造作的文案，然后发朋友圈，等着别人喊大神。
四
和B吃涮羊肉已经过去了两周的时间，我们中间没有再联络过，一次在华贸中心送东西的时候，我想起他来。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我摔倒在甘露园中街，一道金光从天而降，B出现在我面前，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能不能让我不焦虑。他为难地说这个恐怕不好解决，有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我说那给我钱吧，我要一个亿。他说没有问题，但他想知道我有了个这一个亿怎么花。
我说，我先把父母送去海南度假，下辈子不用再工作了。让女朋友马上辍学回国，学医太苦了，两个人每天养猫玩。然后再去星河湾买房子，我已经实地调查过了，那里的环境特别好，冬天小区里也是绿油油的。旁边还有一个私家公园，房子里面，每个房间都放上音响，客厅用丹拿音响听交响乐，书房用世霸小情人听提琴。我还要买徕卡相机，以后每天什么都不干，像大师们一样在街上拍照，专门拍乞讨的，有深度；我还要买三辆车，一辆有驾驶乐趣；一辆能穿山越野。还有一辆商务车，和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开。
B听完挠挠头，说：“那这不太够啊，在北京得三个亿才能实现你的理想。”我说：“我不贪心，一个亿就行。”
第二天醒来以后，我一直在琢磨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午配送站一阵骚动，原来工资到账了，而且因为快过年，还给所有人预支了一些。大家喜气洋洋，互相对比，我打开自己的账户一看：5718块。
我给女朋友转了5000过去，她问因为啥，我说：“我没啥花钱的地方，你在国外用钱的地方多，前几天你不是说Tory Burch正在打折，你去买吧。”
她笑个不停，我说你笑啥，她说这件事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外卖小哥寒冬工作供女朋友国外买包。我说，你这个标题一看就没有阅读量，应该是：女留学生国外疯狂购物，男友在国内送外卖赚钱苦苦支撑。
她收了钱，说给我买了围巾和风衣，过两天找人带回去。我问她愿意嫁给一个外卖员吗，她说不愿意。我说你这样子会被社会道德谴责的，她反问我会娶一个女外卖员吗。我说，如果像你一样美可以考虑。她说，那你滚吧。
算算这一个多月我送了800多单，这个量算是很少的了。那段时间，我们门店每天平均送单量是35单，老员工每天可以送五六十单。当时来应聘的时候，中介给我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十里堡门店，一个是双井店，二者的区别是双井店因为新开业，可以提供每个月4500的保底工资，十里堡店跑多跑少全靠自己。
很多人都选择了双井，我说我要去十里堡，中介怀疑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没有工作经验，还是选择一个有保底的，先适应一下。当时我正和自己拧巴，说我不怕吃苦。
之前我问女朋友，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她说是不是想减肥，我说不是，我来寻找一个我还不清楚的答案，她说要是找到了就告诉她。
当天大家的话题都围绕发钱的事儿，有人嚷嚷自己多被扣了住宿费，有人抱怨还完信用卡就不剩多少了。之前带我的师傅，这个月发了9000多，不过他的脸比我刚见他的时，被风吹得更加黑紫。
和我同一时间来这里的人，都比我发的多，下午我和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C闲聊，因为是同届之情，在这里都没什么认识的人，所以稍微熟络一些。
他问我发了多少钱，我说五六千，他说咋这么少，他说他有七千多，我说可以啊，正好回老家过年，他说不一定回去，老婆还在北京住院，春节期间可能还要观察。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看着他闷头抽烟，抽完以后，他又递给了我一支。我说我不抽，他说，抽吧，一会儿天黑，就起风了。
C之前是一个保险培训师，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职业，但是C说话好听，又会来事儿，一看就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在老胡的新人安全培训课上认识的，老胡说大家都是一批进来的，相互认识一下，以后有个照应。大家听完都无动于衷，只有他微笑着环视四周，和我接上了眼神，从此我们就算脸熟。
老胡在讲如何处理追尾事故时，C显得非常懂行，他说有时候宁肯撞豪车，也别撞普通车。豪车车主都是有钱人啊，比尔盖茨上街从来不弯腰捡钞票，不太严重的事故，他们就懒得计较了；而一般车的车主，都是我们这种工薪阶层，十几年买一辆车，碰一下得心疼死。
那句“我们这种工薪阶层”让人听着舒服，不过转念一想，我千方百计要跻身的中产阶级也真是可怜，不仅被有钱人瞧不起，被自己人吓唬，还得被“工薪阶层”暗地里说小气。
在这里干外卖员之前，大家的工作千奇百怪，有专门干配送的，哪里补贴高就去哪里，闪送、外卖、同城小龙虾、快药，什么都干过，改送盒马的原因，是这里单量稳定，没有抽水。
这里大多数是进城找工作的青年，可能还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有人第一天就和老刘掐架，把老高气得当场开除了他，我猜想小伙子是不是也进入了看谁都傻X的人生阶段。
老高也是个传奇，据他说自己15岁就从东北出来混，大风大浪见得多了，但是他现在最常出现的状态，是坐在办公室里拧眉瞪眼，看着苹果电脑，心想怎么才能把门店超时率控制下来。
这里年纪最大的外卖员已经45岁了，我们的头盔上都写着“盒马鲜生”，而他的头盔上写着“盒马外卖”。每次被人问起原因，他总是略带骄傲地给人讲起，他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在这里工作。
也有打扮俊俏的小年轻，个子高高的，从来只戴一个硕大的摩托车头盔。在我拼命把厚衣服往身上套的时候，他只穿一条笔挺的牛仔裤，每天围着一条巴宝莉格子的围巾，威风凛凛的样子，从远处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有一次我在休息室里喝水时，听到他给大家讲一个外卖员，如何因为送单认识了一个姑娘，从而在北京二环拥有了一套住宅的故事。
想想互联网也挺公平，给了大家一样活下去的机会。
五
快到年底，公司给每人送来了麻糖。小高也开始挨个登记谁过年回家，名额有限，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送单的日子因为回家临近，多少变得开心了一些。
而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两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刚过去的三九天，北京气温可爱得不得了，我暗自庆幸躲过一劫，但是刚到四九，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刮大风，工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安装十里堡路边的红灯笼。
每次回配送站排单时，我都跟老刘吐槽，说这个天气太冷了。老刘乐了，说你们还能来回动弹，身上暖和，我就在这里站着看你们，脚都有冻疮了。我说白天都这样，晚上指不定多麻烦。老刘用看弱智的眼光看着我说，知足吧，还没赶上下雪，到时候等着每天摔跤吧。
那天我给一个老旧小区送东西，订东西是一个老大爷，他接过东西笑眯眯地递给我一瓶热饮，我说不用不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大爷说哪有那么多应该，天气冷，您辛苦。我收下饮料，心里暖呼呼的。
这时我想起来前几天在国美第一城，那天客户不接听电话，门上也没有标记门牌号，我跑了上下楼，才推测出她在哪一户。我贴门听了听，家里有钢琴声，但是敲门没反应。我在门外重复了十几分钟打电话、敲门，最后我给她发信息，告诉她无法联系到本人，东西我就带回去了，如果有需要就再下一单。
等我快回配送站时，她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取消订单，我说我没办法联系到您，按照规定，我就做异常处理了。她告诉我，刚才她在陪孩子练琴，说谁都不可能时刻把手机带在身上，为什么不能替客户考虑一下？我说这样吧，我再给您送回去。那单我前后花了一个小时，都够送四五单了。
我一直在想她指责我有没有道理，如果我这种硕士毕业，不以此为生的人，都做不到她的要求，那她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她说的好像句句在理。
等到我拿着大爷的饮料时，我想明白了这件事儿。这个社会的运转，不是靠谁迁就谁，而是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义务，“我强，我应该；我弱，我有理”都会消解掉社会好不容易形成的共识。
我是外卖员，我有把东西妥善送到的义务，多等一会儿也是正常；但是顾客也有妥善把东西拿到的义务，如果她能把门牌号写清楚，订了东西之后，留意一下手机，仔细听一听敲门声，也都不会闹不快。
我给大爷把按时按量东西送过去，只是干了我应该干的，我没有因为天气冷就卖惨，请大爷可怜外卖员；而大爷知道我送东西不容易，给了我一罐热饮，这才是一件好事。我们把各自的底线守好了，留出的空间给了文明位置，在那里放置自己对世界的善意，而不是所有人都锱铢必较地把底线推到别人鼻子下面。想到这里，我就发誓以后有了孩子，先教他们尊重别人，然后再让他们去学怎么弹钢琴。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几天后的晚上，那是我当天送的最后一单，目的地是一个没有电梯的老小区六层。我气喘吁吁地拎着菜爬上去，敲门没有反应，我掏出手机，发现上面有一条短信，让我多敲几次门。我一脸懵地回过去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不好意思，师傅，我不在家，家里是我妈，耳朵不好，您再多敲敲门。
我又敲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一个老太太不高兴的声音，问谁敲门。我说，您儿子给您订菜了。老太太说，我儿子有钥匙，能自己开门。我解释了半天以后，老太太不情愿地花五分钟把门打开。
我把电话拨通，他儿子焦急地问老太太为什么一天不接电话。老太太一脸委屈地说我没听到啊。然后他儿子絮絮叨叨说，以后多注意接听电话，我这一天上班忙，自己要注意安全。
挂掉电话以后，老太太一脸不好意思。我这时候反应过来，这个顾客一天没联系到妈妈，担心老人家，又没办法回去，所以从盒马下了一个单，可以让外卖员看看妈妈是不是平安。
我心想反正我也送完了，就和老太太聊了一会儿，我说您儿子上班忙，他担心您，您就时常多看看手机，要及时回消息。老太太高兴地答应了，转身回屋子取手机，门都忘记了关。我关上门下楼，给客户回了信息，说阿姨很好，您放心吧。顾客很感谢我，我说这是应该的。
回到配送站，小高看见我以后，对着老高嚷嚷：“就是这个人！”
我吓了一跳，想我今天表现挺好的啊。小高说刚才接到了客服来电话，有客户点名表扬我了。老高说：“这不是之前那个老是超时的小伙子吗，表现不错啊，给门店长脸了，按规定还有一百块奖金。”
这时候老胡进来了，一脸喜气洋洋地说，听说送货态度好受到表扬了啊。我说是啊，还有一百块钱呢。以后我每次给客户送东西，进门先给他们把家里收拾一遍，然后让他们实名表扬我。这么干每天送五单就行了，一个月以后，我就转行去做家政了。老胡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没毛病。
回家路上我很开心，至少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给很多人带来了安心。
腊月28是我年前送货的最后一天，下班后，老高召集所有人开了大会。他说大家在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了，给每人发了福袋，里面有春联、窗花和干果。他说大年当天晚上，公司会请大家吃年夜饭，吃的就是平时我们送的东西，说不定还有面包蟹，可以把家人们都带来，过年时候有三倍工资和奖金。
虽然和我没啥关系，但是我也跟着人群欢呼起来，心里想终于要回家了。
六
本来想睡个懒觉，但是第二天，我还是天没亮就激动地开车出发了。当我妈妈小心翼翼地发信息问我，有没有起床的时候，我已经开车进了山西，我说还有一会儿就回家了，能赶上吃中午饭，她特别高兴。
我对家乡的感情，这些年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前几年刚读研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在自以为是地创业，脑子里整天堆砌着家人听不懂的宏大叙述。
那一年大年初二，我说我要回去和团队开会，我爸罕见地发起了脾气，说你要是这么不情愿在家，以后就别回来了。捱到初五，终于回到了北京，刚过八达岭收费站，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台，听到徐曼的声音心里一阵开心，觉得“三四线容不下灵魂”这句话简直是真理。
第二年从北京一事无成回来的时候，我多少有点狼狈，那年我女朋友也到了我家，我妈妈高兴地不得了。看着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打麻将，我觉得人要是这么一辈子过下去也挺好。
今年我没有跟父母说去送外卖了，当我妈问起来，为什么我每天微信运动那么多时，我说找了一份写文章的工作，离家很近，每天可以走路上下班。两天后，她给我寄来了一双厚重的皮鞋。
进家门前，我又涂了点护手霜，尽量让自己都是老茧的手看起来正常一点。我把猫咪从笼子里放了出来，两个家伙四处嗅着气味，最后在沙发上卧了下来。
我爸笑着看两只猫，问我路上怎么样。我说还行，我走的比较早，一路顺利。他说你们公司今天就放假了？我说我提前走了一天。他说赶紧去吃饭吧，然后就转身回卧室看书了。
小时候，我几乎狂热地崇拜着我父亲，学他板着脸说话，后来我发现，我性格还是像我妈一样，遂作罢。
那时每天上学，我都能看见路边蹲着一群工人吃早饭，他们穿的破破烂烂，一手抓着三个馒头，用硕大的搪瓷缸盛饭吃。我爸爸告诉我，如果我不学习，以后就会像他们一样。
这些话他是有资格说的，因为奶奶家里穷，他高中就辍学去了工地，干了一年以后，他跑回来说要上学。那时候还有预高考制度，学校领导说要是能通过，就允许他回来，后来他就考上了山西大学法律系。
工作的压力，加上十年前的一场大病，让他开始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我们家向来没有什么表达爱意的传统，所以我和他之间的交流渐渐变少，成年之后，我也不怎么省心，有时候我在想，他这几年可能一直在生我的气。
其实他之前还挺喜欢给我讲大道理的，有两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妇女，自己女儿差几分投不了档，她就去省里的招办，每天等招办主任寻找机会。她一个字都不认识，连招办主任办公室在哪里都不知道。于是就在门口，看谁的车最高级，就肯定是招办主任，最后居然找到了。她每天在招办主任家门口等，主任没辙了，说那你进来坐一坐吧。接着她开始在主任家干活，最后主任找到了一个降分录取的学校，她女儿上了大学。
还有一个人，是领导的秘书，特别会伺候领导，每天开车接上领导以后，没等领导说话，就知道领导今天要去哪里。有一次领导喝多了，他一宿没睡，给领导泡茶醒酒，准备热毛巾，领导要吐，他就随时伺候，领导特别感动，等领导快退休的时候，亲自帮他解决了处级待遇。
之后我爸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说现在不是都有调剂，平行志愿什么的，这么大费周章也没啥用啊，而且我觉得要是有那么多精力，自己去做点事情不是更好，干嘛非得围着领导转悠。我爸说，他的本意是人情练达都是文章，社会到最后都是靠人来维持运转的，很多事情到时候可能改变结果的就那么几个人。当然我把他的话都当成了迂腐上一辈的潜规则，一概弃如敝履。
我们之间第一次出现真正价值观的交锋，是我在大学时。那时学校安排我们每年换一次宿舍，经过两年鸡飞狗跳地折腾，学生们暗自商量，如果今年还换，我们就集体去闹。
相安无事到了学期末，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以后，辅导员走进来说，要在两个小时内把宿舍腾空，今天宿舍就会封闭，不换的人，行李都会被当垃圾清走。为了早点回家，人们纷纷用最快的速度搬空了行李。
我回家和父亲说，简直不可理喻，这是流氓政策，宿管几乎是把我行李扔出了宿舍，那天晚上我差点没地方睡觉。他说这能怪谁，为什么别人都有住的地方，就你得睡大马路。我一时语塞，我心想我是反抗到最后的，这事儿怎么能怪我呢，明明是学校的问题，亏你还是律师。
有一次他看见了我在简历里评价自己“具有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后，跟我说，他不会招一个会自我反省的人，这代表你对于自己的能力根本没有信心，但我一直觉得，自我反省是我这么多年来学会的最好的东西。
和律师父亲交流是一件需要做好万全准备的事情，一方面他希望我好，另一方面他又想找到我人生中的瑕疵，借此来提醒我。所以面对他的诘责，我如果肯定了他的意见，他就会进而担忧我是不是有更多问题没有被他看见；我如果否定了他的意见，又会激起他的律师之魂，跟我辩驳到底。所以很多时候，我对于他提出的问题都含混带过，这让他觉得我对待人生的态度马马虎虎，后来我们干脆就停止了沟通，什么事情默认由我妈妈在其中传达。
去北京读研之前，我爸对我略微表示了一点鼓励，说你要像拉斯蒂涅一样，站在这个城市的最高处。然后用那种“我们来斗一斗吧”那种气魄在北京奋斗，我们能帮你的已经不多了。
我在送外卖时候，倒是经常站在写字楼的顶层，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脑子里老想着这句话。我爸一直在和这个世界斗争，想着最好能赚出来养孙子的钱，以免儿子是个废物。
在毕业以后我父亲被分配做了公务员，家里因为我的出生更加拮据，他想尽办法挣钱，但是都不怎么见效。一次我喜欢上了商店里的玩具，说什么也要买，我爸爸弯下腰跟我解释，能不能过两天再来买呢，爸爸今天钱不多了。我一个劲儿流眼泪，最后他掏空了所有的钱，给我买了那个玩具，两个人步走回家了。
我不知道那时候他心情是什么样子，可能有点怪我，也可能在怪自己。他年轻时候听音乐，喜欢足球，说自己最想当老师，但他最终辞去公务员，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用身体健康换来了家里的安稳。
过年时候，我妈妈说最近几年我爸爸在家里总是被呼吸道过敏折磨，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他有点心灰意冷，所以过了年，他想去南方找个地方休养。家里现在的钱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以后，你就要自己去打理自己的生活了。我们也不清楚你现在的工作到底在干什么，别人问起来，你爸爸就说在互联网，但是爸妈都相信你，好好加油吧。“我听了有点羞愧。
回家的日子过得飞快，大年初一在家里看春晚，大年初二去姥姥家串门，初三家里请亲戚。在假期过完的前一天，我去参加了高中同学的婚礼，遇到了不少高中同学，其中有一个在北京发展，我隐约听说他后来去了日本留学，他现在在北京一个日本律所做两国的跨境业务。
我问他现在住在哪里，他说在慈云寺。这个名词在我脑子里激起了联想，我问在四环那边？他说是。我说那个地方我熟悉，北面是六里屯，紧挨着道家村，你们小区的楼房有高有矮，还是盒区房。他问我是不是在卖房子。我遮遮掩掩地说性质差不多，反正隔一两天就要去那里一趟，有时一天还去好几趟。他说以后换房子就找我咨询，我说没问题，十里堡周围的房子我熟得很。
婚礼开始了，两位新人举起酒瓶往香槟塔里倒酒，站在高处的杯子肆意享受着甘甜的美酒，而下面杯子需要等到无数次分配以后，才能获得那么一两滴。看完倒酒我就埋头吃饭了，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于婚礼上的饭菜这么感兴趣。
婚礼结束以后我去了自己中学的老校区溜达，老校区已经没有了人，原先的建筑都基本被拆的破破烂烂。因为我妈是这里老师的原因，我在这里度过了大学前的全部时间。今天回来一半是每年的惯例，一半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回忆起了自己高一时候的班主任，
他同时也是我的语文老师，姓张，算是本家。张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在当年对于我们一个不发达的四线城市，这种高学历算是一个稀罕事。张老师只教过我一年，高二之后，我就和很多学生去文科班了，高一时他和我们见面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要把自己当一个人来看。”
班级里回响起来一阵嗤嗤的笑声，我心想我不是人还是什么呢。但是看到他有点严肃的脸，我想这可能是个大问题。他说很多人并不把自己当人看，你们在我面前是学生，在家长面前是孩子，但是你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不要自我阉割和否定。
那时候的我正在寻求一些关于人生的理解，虽然充满了中二色彩，但是当时的我坚定地认为我要找到一个可以指导人生的东西。为此我做了不少尝试，比如说信过我奶奶家的供的菩萨，信我过世的爷爷，初三毕业以后还买来一本《易经》煞有介事地研究了一假期。
高一的早自习没有什么太重的学业任务，张老师就把自己摘抄出的《论语》，印成几大张纸发给我们来讲。第一讲不是学而时习之，而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他说你们现在应该开始去明白做人的道理，到了三十岁时就可以以此立身了，我心想这简直是瞌睡碰上了枕头。
他讲课风格很特别，在学南北朝诗词时，他先花了一节课把这段时间的文学和思想史讲了一遍，高二时候更是花了一个星期语文课去讲《逍遥游》，当时吸引了很多别的班的学生翘课去听，我煎熬了好久没有去，我想如果我真的是他的好学生，就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葛兆光说以往的思想史编撰中，仿佛历史上那么几个名人，每个人按照贡献分列出几页，就说完了整个中国。回想我们的教课书好像都有这些毛病，列出来学科中的一个个点，得出来一些干巴巴的道理，所以我很享受他的授课，把脱水似的教科书又重新灌入生机给学生们讲授出来。
他不是书呆子，自己也爱玩魔兽，平时喜欢写诗，自比脾气古怪的黄药师，对于当时学校的一些刻板和一些老师的行为极尽嘲讽。他说有些老师不喜欢不走正道，你每次朝他走过去，他就下意识地躲着走，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大家哈哈大笑，几年之后我才咂摸出这里面的味道。
很多高中老师的心思并不在我们这群整天吵吵嚷嚷的小孩子身上，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和校领导拉扯关系上，面对我们一群充满了青春期困惑的学生，张老师却愿意很平等地聊些东西，几乎所有学生都对他敬佩有加。
我的一个朋友学校对他很头疼，就在高二时候把他扔到了张老师班。他说自己有次在走廊抽烟被张老师看到了，就急忙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他对我朋友说这是个坏毛病，身体是自己的，人生也是自己的，自己的东西就自己把握，还有别乱扔烟头。
我听后笑了半天，说他自己就是个大烟鬼。上大学时有次高中聚会上，他突然问我现在还写不写东西，我有些得意地说，思考太软弱了，我现在已经专注于解决问题了。他有些严肃地摇摇头说，问题是想不完的，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每到人生的关键时期我总是想到他。在毕业季时，我每天都试图用自己十几年的读书经历，向社会换来一张安稳的办公桌，而不是像我爹从小威胁我的那样被打发去干苦力。最绝望的时候，我想随便给我一份工作吧，什么都可以。
社会一边掂量着我搜肠刮肚写出来的简历，一边打量着同样希望获得一张迈入中产阶级门票的人群，然后不慌不忙挨个为如同地铁早高峰一样拥挤的人们下定论。大家接过认定书，像完成使命一样跨过中产之门，庆幸自己在这扇门关闭之前占到了一个好座位。
我有时候安慰自己，就算没有找到工作，至少我还身心挺健康，至少我还有女朋友，至少我还活着……人生还有很多个至少可以成为我的退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张老师，想到他那句“你们要把自己当一个人来看”。我是想把自己看作一个人啊，但是社会不这么想。
如果他知道我在送外卖会说些什么呢？我该如何解释自己有些荒唐的理由呢？想到他上课时候偶尔流露出对于周围的愤懑，可能他对自己的生活也并非一直满意。
我在想一个人如果对这个世界足够敏感，那么他就应该保持敏感者的高贵，这是一份难得的馈赠，但就算想要变成天上云彩的王小波，傍晚时分看着天慢慢黑下去，也会有被剥夺生命的恐慌，当他离开滋养他的北京，回到粗粝的老家之后，他会后悔获得这种敏感吗？
我想到了父亲卧在床上侧影，想到叶芝说，人终究会萎缩成真理。对于父亲来说，这个真理大概就是维护这个家庭的体面。
我回忆里细枝末节组成的张老师变得立体起来，他大概也坍塌成了一种真理，这种真理让他能在这里给我们这群人以美丽的精神家园。
天黑以后开始起风了，它们耀武扬威地把建筑吹成了砂砾，食堂，小卖部，宿舍，教学楼，还有看暗恋女生跑步的操场。我有点惊讶的发现，以前需要仰望的教学楼，推平之后和我一样高。我站在砂砾之上裹紧衣服，环望古城，瑟瑟发抖。
三四线并非容不下灵魂，问题是我根本没有灵魂。我不应该指望着那些“至少”来给自己定义，我应该先成为一个人，然后再继续前进。
我叹了口气，十几年了，我依旧没有走出他的教诲。
第二天我离开了家乡，我妈给我装了一车熟肉和瓜果，我爸爸把我送到了楼下，我说你注意身体，别累着。他说回去记得报平安。
回北京的路上，小高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按时到岗，我说没问题，他祝我新年快乐，我说你也一样。
回想这次回家，我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时代一直在和我打招呼，它不断变换着身份，有时是辛苦的工作，是严厉的父亲，是高就的同学，是启蒙的老师，他用世间一切棱角向我袭来，敦促我坍塌。如果我变成了废墟，我将随风而逝。如果我坍塌为真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斗一斗吧。
七
小高看见我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因为不少人没有按时回来。老高为了保证运力，把轮休政策改成回来一个放走一个，在元宵节之前，所有人常规休息都缩短成半天。急着回家过元宵节的人在群里发牢骚说，那些在老家吃香喝辣的人能不能给这里的兄弟们考虑一下，大家都有家人，能不能将心比心。
过完年回来的人都圆了一圈，尤其是老胡，脸颊的肉突出来我都快不认识了。那些天单量不算多，有些外卖员有点不满意，觉得没有回家有些划不来。四天以后好日子结束了，我记得从中午开始，系统不再限制单量，配送箱像喷泉一样从传送带喷了出来，仿佛整个十里堡片区的中产突然同时决定使用盒马。
老高看着推挤成山的箱子，蹙着眉头说，去年双十一也没那么多订单啊。那天每人都至少带着五单出门，人们也不再纠结是不是超时，能把东西送到已经很不错了，真正让人们绝望的是，人们回北京以后又开始喝水了。
这次回来有了不少新变化，一个是随着天气马上转暖，门店要加开SOS夜单了。一些商品的下单截止时间，从以前的八点半，推迟到十点半，不过还没有铺开，不用那么多人手，所以从一组开始，轮流值守夜班。一组现在算上我只有四个人，每天晚上我们几人大眼瞪小眼地等夜单，小高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我们，说终于有人陪他。
在第三天的时候终于有人下单了，我说我去吧。小高一脸严肃地把已经打包好的袋子交给我，说本店第一个加急件就交给你了，这种单子顾客是付过运费的，如果迟到会被罚死，我说请组织放心。那是一个去四惠的单子，九点多我骑着电动车，花了十三分钟把东西送到了客户手里。
另外一个变化是晨光家园突然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去了，保安每天蹲在门口，看见穿着黄蓝红衣服的人就呵斥他们下车。听说是过年时候，有外卖员在小区里把车主的汽车剐蹭以后，一溜烟跑掉了，业主向物业施压，于是所有的外卖员都得步行进去。
最蛋疼的是润枫水尚，不仅不让骑车进去，还必须走指定的门，遇到送最里面的居民楼，往往得走好几分钟，而且它的西区还是两道门，遇到没人开门的时候非常麻烦，有些神通广大的外卖员就私下找门卫配了小区门禁卡。
说起来门卫，新小区的门卫一般态度很好，看你拿的东西多了会帮你主动开门；有些上年纪的门卫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和遛狗的大妈闲唠嗑，对于我们火急火燎进去送东西的要求，经常装作没听见。
我见过最凶悍的门卫是碧水星阁的光头老大爷，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我没看到门上的告示就把车骑了进去，他冲着我小跑追了出来，一脚踢翻我的配送箱，然后挥舞着拳头追着我满小区跑，场面一度失去控制。
天气转暖，来门店应聘的人也多了起来，每天配送站都会多出很多新面孔，里面有返城务工的，有从保安队伍里出来又干配送的，每天老胡都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人，偶尔还有几个姑娘。也有很多人没有再出现，比如大叔C，我由衷地希望他不用再来北京了。消失的还有那个小帅哥，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二环姑娘。
我把两件厚毛衣换成了一件薄毛衣，这时候我发现随着体重的下降，冲锋衣穿在身上变得空荡荡的。于是我在衣兜里塞进了一个kindle，每天等单的时候正好可以读一些短篇小说，风险就是有天读完帕拉尼克的《出埃及记》后，我几乎要在排队的人群里哭出来，加上去年塞进衣服的照相机，我的外卖员生活又丰富了一些。
我之前的细碎时间都是在看其他快递员聊天，有的人聊最近哪里能赚钱，有的人和前来推销信用卡或是剪发卡的小姑娘打情骂俏，还有人乐于给大家讲一些美国登月其实是骗局之类的秘闻，旁人问起来他是不是亲眼见到了，他就一脸不屑地说，明白人都知道，后来人们就叫他“大明白“。
随着春天的来临，大家的脾气都开朗了不少，有天一个哥们儿耷拉着袖子，火急火燎地跑回来，说和人打架了。老刘问咋回事儿。他说自己在远洋天地那边送货，为了躲减速带，有个饿了么配送员差点把他撞倒。他就朝饿了么吼了一嗓子，让他骑车小心点，那个饿了么就不乐意了，问他什么意思，两个人言语不和，就下车厮打了几下，他的衣服被扯破了，饿了么的眼镜被打掉了。
在局势正要升级的时候，饿了么说，你有本事别走，我这里有一单还没送完，等我送完单子我们再打。就这样双方交换了联系方式，准备下班再战。
老刘挠挠头，说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于是就给老高打电话请示。老刘在电话里嗯呀了几句，转回头严肃地跟他说，只能报警了。旁边一群人在起哄：没事儿，等他来了我们帮你。
这事情最后发展不得而知，但是从最后饿了么加入阿里系的结果来说，这一点小冲突应该没有影响到大局。关于两个外卖员撞车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根据我的经验在充分碰撞的市场环境场景下，你随时可能撞别人，而别人也随时可能撞了你，所以两个跑配送的撞了大可不必生气，完全可以两不相欠地走掉。
时间转眼进了三月份，北京的两会召开了，这和外卖员没什么关系。经历了一个冬天的干燥，北京还是没忍住下了两场雪，一场三月十七，一场四月四。
三月十七的雪是从早会结束开始下的，开始飘着小雪花，后来起风了，冰粒拍在脸上一阵生疼。我把头盔的遮板放下来，视野很快就被堆积的雪花盖得严严实实，反正人生差不多也是一样，只要顾忌脸就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要脸了，任由雪花拍面。
朝阳路一上午都在拥堵，路上随处可见电动车、自行车摔倒的场景，我心想这真是日了狗。当然除了外卖员，大家都喜欢下雪天，路上的行人一半感慨瑞雪兆丰年，一半在拍照留念，我安慰自己，至少这场雪没有在冬天下起来。
在中午时雪终于停了下来，到下午，我已经靠体温自己烘干了衣服。晚上老高开了短会，告诉我们一组组长已经被他开除了，原因是下雪时候，一单没送，还躲进小区大厅睡觉。这样我在一组的排名又上升了一位到了第五名，我想再干一段时间可能就要当队长了。
第二场雪下的更加惨烈一些，下午四点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入夜以后变成了雨夹雪。门店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后勤熬了一锅姜汤送来，老胡拿出了保鲜膜，人们把手机包的严严实实防止进水。老高重新搬出了一人多高的伞形取暖器放在休息室，人们每送一单回来都要围着它取暖，通红的炉丝把潮湿衣服烤出了白气，从远处看，一群人在白雾笼罩中哆哆嗦嗦围着炉子，像极了大师们练功。
夜间视野不好，再加上路面湿滑让我格外小心，我用全部臂力拐着车把，和后座沉甸甸的箱子较劲。因为怕摔倒，脚不敢完全放在车上，只能拖在地上滑着走，很快鞋子就被路边积下的雪水透湿。双手也被冻得没有知觉，每次操作手机都只能机械地用指头硬戳。
到了八点订单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人们赶紧回家去洗澡，晚班的人还没到齐，小高从办公室里跑出来说，丽景馨居有人定了两包饼干，快要超时了，谁能去？我说我来吧。
在朝阳门的桥洞下，一辆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溅起了积水像一个大浪拍在我身上，我把脸上的污水抹掉，一边冷得浑身发抖，一边哼起了朴树的歌。
“当我听到风从我耳旁呼啸着掠过，那一刻我的心狂喜着猛烈地跳动，我爱这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每一天，我会怀念所有的这些曲折。”
回来以后，我跟小高说那单最后没保住，小高说没事儿，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第二天是清明节，半个月前，我爸爸罕见地给我电话问我，能不能请假回老家给爷爷扫墓。我有点为难地说公司里不方便请假，他说你是家里的长子长孙，之前因为一直在上学就没有让你回去过，到时候你买点纸钱，给爷爷写两句话，让他也放心一下你。
第二天单量又回归了正常，送货的时候我抽空在路边买了点纸钱，中午趁吃午饭的时候我找了地方拿出笔写了起来。
“爷爷，您好，我是张根。未曾谋面，很惭愧二十多年没有联系您，愿您在那边一切都好。”
写完以后我停下笔琢磨琢磨又继续写了下去。
我爸爸特别喜欢看您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在里面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事情，即使出现矛盾，只要心里想着光明的未来，迷茫就烟消云散。我听父亲说您是一个优秀的人，我没有机会向您请教人生的一些道理十分遗憾，我说说我现在的事情吧。我现在在送外卖，就是给人送菜送饭。这份工作我已经干了四个多月，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收获。
我今年28岁，虚岁29，我爸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两岁了。报纸上和互联网（一种能随时随地交流信息的东西）上管我们叫九零后，意思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按这个说法您算三零后或者四零后吧）。之前这个词是形容八零后的，当时人们觉得这一代没救了，自私任性没有责任心，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国家要毁在这群人手里（虽然后来恰恰相反）。后来他们又用这套来形容九零后，说我们是脑残（就是非常幼稚脑子不太好使的意思），但是现在已经没人用这种词语这么形容零零后了，所有的人们都在鼓励零零后要勇于放飞自我，坚持做自己。我猜想其中的原因大概不能全部归因于时代的宽容。之前的媒体虽然迂腐但还稍微有一些责任感，而现在大家都想着如何趁他们还不成熟让他们从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所以可想而知接下来他们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一零后身上，而零零后也会像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一样，整日忙碌，不发一声。
我停下笔，想想给老人家写这些是不是合适，但我最后决定还是写下去。
这并不是我悲观和刻薄，这个时代相比您所处的年代进步了很多，大家都有更多权力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就连大学生都不包分配了。但是对于做自己这件事情上我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社会现在总是给人制造很多幻想，它说我们应该去尽情地享受生活，去环球旅行（每天坐飞机住高级招待所的那种），去做网红（就是指在互联网里非常出名的人）。我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也曾信以为真，但是渐渐我开始怀疑自我欲望的实现是不是就等于变成更好的人。我也出去旅行过，也享受过高级的餐厅，我在互联网（又是互联网）上向大家炫耀时，人们的喝彩让我恍惚间觉得自己更好了一些，但是每到我一个人面对自己时，内心却有说不出的困惑和迷茫。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了自己拥有了巨额的财富，那些钱提供了我想要的一切，可以让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醒来以后想想，我买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相机，拍出的照片依然不值一提，我买到了世界上最好的音响，我也只是贪图那些华美的音效，而与伟大音乐家的灵魂无关，我住进了高楼广厦，也没办法改变我市侩的本质，我没有在驾驭它们，反而被它们定义了我。如果人活在世上都是为了完成自己，这种自我成就除了饮食男女，应该还有其他内容吧。
过年时我想到了高中老师的教诲，他说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样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小确幸（您可以理解为打麻将晚上赚了钱的那种快乐）的安慰只是人生的补丁，我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家园，那种即使这个世界给我来带困惑，我依然可以坚定地站在里面对抗外界挤压的地方，它重新变成了我面对世界的一把刀，只是我觉得这把刀还不锋利。
昨天送单被雪水浇透的时候，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当初糊里糊涂来送外卖时的原因：我只是想找一块粗粝的磨刀石。25岁以后我只能对事物做出两种反应：这个我喜欢和那个我不喜欢，任何中间地带仿佛都是对自己权威地位的威胁。我已经习惯了通过追求不属于我的东西让自己变得体面，但是每次都让时间撕掉了遮羞布，这让我的人生充满了讽刺的重复，甚至在铸造这把刀的时候也是如此。二十几年来，只有人帮我制造幻想，没有人教我克制欲望。所以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愁苦和狼狈，如今这把刀已经变得锋利，我的内心也归于平静。
尼采希望这个这个世界被一群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可以为千秋万代打下印记的人群统治。我不想去统治谁，但是我希望在自己临死前，回想人生时可以感慨，自己没有遗憾地释放了自己的全部的生命。以后不论贫穷或者富有，高峰或者低谷，拥挤或独处，显赫或者贫穷，高贵或者低贱，我都可以平静地接受它们，我的选择只会出于打磨掉欲望后生命的真正渴求，只有如此，我才不会被时代击败。
就像黑塞所说“世界变美了。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别无所求，我乐于让阳光将我完全晒熟；我渴望成熟，我迎接死亡，乐于重生。
最后祝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絮絮叨叨写在了好几张玉皇大帝的背后，晚上下班以后，我在门店附近的路边把它们烧了，路过的配送员说你得在自己家门口烧，这里算啥。我说这儿也差不多。
几天后我离职了，我还记得最后一单是送往四惠。老高有点惋惜，说顾客对我好评很多，如果我觉得干配送累，他可以安排我去后仓干，我说谢谢高老板，不用了。
离开那天又下起雨来，早晨给我小刘上交了电瓶车和物料，老刘看见我说今天咋迟到了啊，我说我辞职了，他笑了笑说以后准备干啥，我说走一步算一步。
下午我和人约了在校园里拍写真。她穿着一袭白裙撑着透明的伞站在海棠花下，说春天的雨下起来好有感觉啊，我拿起相机用粗糙的手指按下快门，笑着说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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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这篇文章讲的什么呢？大概就是北大的一哥们儿自从本科毕业后，就念着不大想念的硕士专业，干着不大想干的写字楼工作。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又一天里，他突然变成了柯南，呸，他像柯南摸了电门一样，猛地想到：“我操，这过的什么尼玛生活啊！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一个谢顶的油腻中年了！”
他发现自己开始像父辈一样脱发、发福、健忘。他发现自己在写字楼的单元格里敲打键盘和当年在厂子里鼓捣机械的老一辈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他发现自己用手机搜罗娱乐头条、新闻八卦实际上也就等于当年大爷大妈们搬把凳子，坐棵老榕树下胡侃些邻里邻居的闲话。换言之，他迷茫了。不仅如此，他还被中产阶级的普遍焦虑给整崩溃了。
用他在文章里的话说，就是：“总有人整天吓唬我，就连这种生活（按部就班地过下去）都无法长久。常见的威胁包括，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时代不打招呼就会把你抛弃之类，每日话术翻新。”
他想到了一个暂时解脱的办法：辞掉写字楼的工作，去做一名外卖员。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你告诉我的底层，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这哥们儿于是开始送起了外卖。他经历了一些正常普通的事儿，一直到写下给已故爷爷的一封信后才离职。他在给爷爷的信中这么看待自己这段外卖员的经历：“我只是想找一块粗粝的磨刀石”。他把这段经历看成自己精神家园的磨刀石。精神家园是他高中老师的教诲，是“那种即使这个世界给我带来困惑，我依然可以坚定地站在里面对抗外界积压的地方”。“它重新变成了我面对世界的一把刀。”
离职后，他完成了一次自我寻找的过程，或者如他所说“打磨精神家园”的过程。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文章，被一个自媒体发了出去，成了今天的爆款。
爆款总是要受各角度解读和攻讦的。
有人叫好，就和当初那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一样；有人扔鸡蛋，说他在卷首谈到的那么多撩拨中产阶级恐慌的问题，在结尾也不过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有人嫉妒，说也就只有北大毕业，才敢这么去体验生活。
我怎么看呢？我认为他只是在这样一个年纪，遇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这样一个难关，做了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罢了。他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可以是送外卖，可以是种菜，也可以是养猪。甚至不需要是如此出离的事情。这个解决的过程也简化成从一家便利店里买瓶可乐，找一十字路口，蹲住了，看一下午的车来车往。
这是每个人有天都会面对的问题。你叫它自我追寻也罢，中年危机也好，总之你有一天肯定要撞上它。至于怎么解决，因人而异而已。
当然，如果这个北大的学生真是那么简单就把它解决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爆款文章。毕竟没人会对《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买一瓶可乐在十字路口蹲一下午》这样的东西感兴趣。也说不准。或许可以开个“二逼青年计划”的公众号，这样《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买一瓶可乐在十字路口蹲一下午》就有了去处。当成发刊文也挺好的。
说了这么多，总还是绕不开北大学生。在这些乱七八糟、热气腾腾的讨论里，“送外卖”，却遭受了冷落。这个占了一篇文章80%的内容，反倒成了出现频率最低的话题，你说好笑不好笑？它就被那么符号化之后，抽象成了一种“试探底层”“体验艰苦”“磨砺自我”的行为。顺带着，以此为生的外卖员也就变成了“艰辛”的代表，而雨天送外卖的外卖员则恨不得捧上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舞台，乃至挂在墙上装裱起来。
人向上求索不得，只能向下散布同情，以寻求一些安慰。每个人都是阿Q，鲁迅先生笔头的锋利，你实在是不得不认同。
在过去，我心里也总涌上这样的同情。每每面对物质条件差上一些的亲戚、甚至只是说了几句话的陌生人，我都忍不住心里泛起同情。我感觉自己像上帝一样，高高在上，一眼望得到他们的未来。我感觉到即使他们以后能够如何如何，也只不过是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于是我同情。
然而这种同情在很多时候是伤人的，是叫人感到刺痛的。健全人对残疾人的所谓同情，尤其如此。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触不可及》中，富翁选择的保姆不是拥有八星八钻证书的业界大牛，而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社会流氓”。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在这个“社会流氓”的眼中看不到所谓的同情和叹惋，感受不到那种让人疼痛的优越感。他得到了他的尊严。不能触碰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一个人的尊严。
最近做采访的时候，我和《大三儿》的导演佟晟嘉聊天，也聊到了这个话题。他这么说：
“那（同情）是可笑吧，我觉得。所谓的同情，你能做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去同情？说物质的部分，你会给多少现金来为你的同情买单？说精神的部分，你能用多高的见地，多大的格局为你的同情买单？如果两个都做不到的话，你凭什么同情？只是你认为你比他强而已。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
只是“以为比他强而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以为的底层，就一定要过得比我们不开心吗？这个北大的哥们儿自己在文章里说得很清楚：“人家每天过得比我开心多了，他们早晨醒来唯一的目标就是多送几单东西，下班后回职工宿舍的路上，买点熟肉，凉菜、馒头，再来瓶啤酒。吃完和朋友吹吹牛，洗个热水澡，在北京每个月赚上八九千工资，干上几年回家，盖房、娶妻、做小买卖。谁帮谁啊。”
“谁帮谁啊”。刨去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达不到的情况，你说在剩下的人里面，咱们谁帮谁？自我认知这个角度而言，四位数一顿的日料未必赶得上便宜坊吃顿烤鸭，去国外七零八碎玩一圈未必比爬泰山顶上拍张游客照来得高兴。吃什么不是吃，上哪玩又不是玩呢？归根到底，大家都是在实现自己平凡生活中的小愿望罢了。你说说，咱们谁帮谁呢？
至于追求和情怀，大家又有多大差别呢？借知乎周白之白的一句话：念天地之悠悠是情怀，豹纹只穿裤衩也是情怀。
绝大多数人的一辈子都无非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我们不得不承认能够改变世界的确实只是那极少数。既然如此，我们又何苦做这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比较呢？难道非把所有人都纳入一个莫须有的排行榜，然后在这个鄙视链里寻着些残羹剩饭似的优越感，生活才能进行下去吗？
我拒绝这样的“同情”。
何况在我看来，《四个春天》里住在贵州十八线城市的父母远比世上99%的人幸福，海口的不少摩的阿叔也远比许多自诩隐士的人物要豁达得多。
其实能够各自干各自喜欢的事情，各自爱各自想要爱的人，就已经很好了。
北大的外卖员说：“我们把各自的底线守好了，留出的空间给了文明位置，在那里放置自己对世界的善意，而不是所有人锱铢必较地把底线推到别人鼻子下面。”
或许当北大毕业的外卖员不再引起震惊的那一天，世界的模样会漂亮许多吧。
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品德，是看他在知道没有人发觉的时候做些什么1上周，丁俊晖因为一个举动上了热搜。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在18日举行的斯诺克大赛1/4决赛中，丁俊晖对战比利时选手布雷切尔。
比赛进行到第7局，丁俊晖准备开球，运杆几次后突然起身，随后走向自己的座位。
裁判不知发生了什么，一脸懵逼，丁俊晖扭头向他表示：“Foul（我犯规了）！”示意自己犯规了。
经过电视回放，才发现他在运杆过程中，杆头轻微触碰到了白球，但这样的触碰实在是太细微了，白球几乎纹丝不动。
从裁判表情可以看出，他完全没有发现丁俊晖犯规，而场下的布雷切尔更没有察觉。即使丁俊晖不说，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丁俊晖主动承认犯规，全场观众自发为他鼓掌，掌声持续近20秒。
赛后，国际台联的官方推特将这条视频置顶，配上的文字是：“我们酷爱我们的运动，来自丁俊晖的诚实。”许多人在下面留言：“高贵的行为，顶尖的男人”、“为自己赢得掌声，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掌声。”
这件事虽小，我却真切感受到了丁俊晖的修养与品格。
丁俊晖8岁接触台球，13岁就获得亚洲邀请赛季军，被人称为“神童”。他打球沉着冷静，并且善于思考。2014年，丁俊晖成为世界台联有史以来第11位世界冠军，到了2018年，他又入选斯诺克名人堂，成为中国第一人。
成名这么多年，他很少有争议，并且为人低调，很多人说他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实力，但通过“主动承认犯规”一事，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走这么久，靠的更是品格。
2丁俊晖的行为，让我想起美国小说家勒菲斯特写的一篇文章——《钓鱼的启示》。
文章很简单，讲11岁的男孩詹姆斯和父亲一起去湖边钓鱼。
他一次次抛下杆，但却毫无收获。很长时间后，男孩终于钓上来一条鱼，并且是条大鲈鱼。
他兴奋地准备将鱼放进鱼篓，坐在一旁的父亲看了看鱼，又看了眼手表，随后示意詹姆斯将鲈鱼放回湖里。
詹姆斯不解：“这是我好不容易钓上来的，为什么要放回？”父亲告诉他：“现在是晚上10点，距离开放捕捞鲈鱼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詹姆斯看了眼四周，月光下，没有一个垂钓者，也没有一条船。他恳求父亲：“没人知道的，就让我把鲈鱼带回家吧。”但父亲摇摇头，坚持让儿子将鲈鱼放回湖里。
34年过去，詹姆斯成了名建筑师，人生中，他遇到过无数次道德抉择，每当那时，他总会想起那晚和父亲钓鱼的经历，然后提醒自己不轻易越过内心那条“线”。
文章最后说：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但是实践起来却很难。要是人们从小受到像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中这样严格的教育的话，就会获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
3为什么要说这两件事呢？因为生活中，像丁俊晖、詹姆斯父亲这样的人很少见。
人都有一种本性：环境越是私密，人越是真实；犯错的成本越低，人越容易出错。但人生中的很多时刻，监督着我们一举一动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良心。
比如前几天，山东淄博两男两女，为了多抓几个娃娃，趁夜深无人注意，偷偷毁掉整个抓娃娃机；又比如陕西三原的一个女孩，看到针灸店前拴着小猫，趁四下无人，擅自将猫抱走……
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事太常见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却想起了前段时间刷屏的“花总事件”。
花总是个以酒店为家的人，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服务员竟然用浴巾擦拭杯子。
这个发现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他开始了偷拍，每次入住五星酒店的那几天，他就在卫生间放一个摄像头，偷录服务员打扫房间的情况，结果发现——
服务员用洗发水浸泡杯子，用脏浴巾擦拭杯子，用擦过马桶的海绵清洗杯子……
过去几年，花总入住的五星酒店有几十家，这些酒店的价格一晚不低于5000元，他以酒店为家，却怎么也想不到家会这样对待他。
而更我觉得可怕的事，连五星级酒店尚且如此，那一般的星级酒店、快捷酒店、小旅馆，自然更加不堪入目。
这好像成了一个通病，越是在规则忽视的地方，在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人性的丑陋越表现得淋漓尽致。个人如此，企业也是这样。
4和中国的五星级酒店不同的是，在一些外国国家，我看到了细节处人性和道德的美好。
美籍华人林达曾写过一本《历史深处的忧伤》，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美国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不自由的国家。
有一次，林达陪一帮中国朋友游览美国黄石公园大峡谷。朋友见没人注意，拿起可乐罐，就想扔进大峡谷：“这么深的峡谷，不干点什么多可惜呀！”林达吓了一跳，赶紧制止：“这是违法的。”
无独有偶，作家梁晓声也讲过一个故事。在德国夜晚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老太太在静静地等待绿灯，而此时根本就没有车经过。坐在旁边的人不解地问：“既然路上没有车，也没人看见，为什么还要死等变灯呢？”
老太太指着远处的一座楼房说:“这不是安全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在那座楼的一扇窗户后面，说不一定有一个孩子正看着这里。我不能让孩子觉得规则可以随意被变通、被破坏，生命可以随意被蔑视。”
不知道看到这个故事，中国的五星级酒店会不会脸红？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都想要自由，可是我们的生活却到处是枷锁，我们也离不开枷锁。”
自由的前提就是约束，而真正的修养，就是在无人注意、无人约束的时候，也依然自己约束自己，坚持社会规则和内心道德原则；在能做各种坏事可能性的情况下，仍然做好事。
5曾有人说，大学是一个国家的道义，看一个国家的素质如何，有时看高校对待一本书的态度就能知道。
1764年的一个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很多珍贵的图书毁于一旦。
第二天，学校上下得知了这场重大事故，有一名学生尤其面色凝重，突发的火灾把这名普通的学生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逼迫他作出选择。
原来在这之前，他违反图书馆规则，悄悄将一位牧师捐赠的一本书带出馆外，准备优哉游哉地阅读完后再归还。
突然之间，这本书成为哈佛受赠的250本书中的唯一珍本。怎么办？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据为己有，还是光明磊落地承认错误？
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这位学生敲开校长办公室的门，说明理由后，郑重将书还给学校。
哈佛校长先是收下书表示感谢，对学生主动还书予以奖励，随后指出他违反校规偷带藏书，将他开除出校。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因为哈佛的理念是：让校规校纪看守哈佛，比用其他东西看守更安全有效。
直白点说，就是哈佛不相信在规则监督不到、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人依然能够遵守道德，所以哈佛更相信规则。
哈佛的理念，让我想起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提出的“品德检验法”：
给自己一些考验吧。在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地方，正直地活着；就算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讲究礼仪地行动。只有真正做到这些后，人才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存在。
6要成为一个高尚的存在，除了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他人，更重要的是无愧于自己的心。这不是件容易事，在这方面，我最佩服的人是梅贻琦。
1962年的台湾，冷雨纷飞。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躺在病床上，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妻子韩咏华陪在身边，学生们也都来了，大家沉默着，气氛十分压抑，只有桌上的一个手提包引人注目。
梅贻琦去世后，大家决定打开手提包，等打开一看，全都傻眼了：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清华基金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数额巨大，由清华每任校长执掌。自梅贻琦1931年担任清华校长开始，他走到哪，清华基金就跟到哪。
抗日战争时，梅贻琦一家在西南联大，穷得喝不起青菜汤，梅夫人冒着冷雨上街卖米糕，即使这样，梅贻琦没有动一分清华基金；
到了美国，梅贻琦和夫人住在一间连单独卧室都没有的小房子里，夫人穷得去给饭店刷盘子。他觉得对不起妻子，哽咽着对妻子说：“咏华，我对不起你。”即使这样，他还是没动一分清华基金；
他晚年在台湾生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这样的情况下，依然不动清华基金。
他一生手握巨额基金，却始终是干干净净的，即使没有任何人监督，也从不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什么叫“君子慎独”？梅校长就叫君子慎独。
《礼记》中说：“君子慎独，不欺暗室。”但真正做到的却很少。因为独处时，没有眼睛看着你，没有道德审判你，你做的一切事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一个人本来的面目就露出来了。
想起梅校长，我就想起南宋陆九渊的那句话：“慎独即不自欺。”慎独之时，人面对的是自己，是与自己的内心赤膊相见，能做到慎独的人，是战胜了自己的人，是真正活成了人的人。
7这几年，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社会名人在“翻车”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果说2018年人设崩塌最厉害的人是刘强东，那么2019年人设崩塌最厉害的无疑就是吴秀波了。
从前，闪光灯下的他是“儒雅大叔”、“气质暖男”，谁知在闪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私生活混乱，再也摘不掉“渣男”的标签。
人设崩塌的事情越多，我越想起孟德斯鸠说过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品德，是看他在知道没有人发觉的时候做些什么。”
说这么多，也无非是想告诉大家：
品德不仅体现在人前，更体现在人后，每一处细节都是一次品德的雕塑。而一个社会的文明，其实就在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恪守内心原则。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在无人监督时不闯红灯，不偷鸡摸狗，不欺瞒，不违心；对于明星大佬们来说，是在闪光灯后不突破道德底线，不苟且，不放纵；对于企业来说，则是在背地里不应付，不乱搞，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个细节。
只有做到了这些，一个国家才真正有希望。
电影《无问西东》上映后，有一篇文章很火——《看了<无问西东>我才明白，高晓松为什么要骂清华学生》。
文章说，有一季《奇葩说》，来了一个清华的博士生，他叫梁值。
他问三位评委：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句话，令高晓松怒了。
高晓松质问他：“我觉得你没有做到一个大名校的胸怀天下，名校是干什么用的？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而你直接问我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觉不觉得你愧对清华这十多年的教育？”
高晓松的话，道出了现代教育的现状。那个年代炮火连天，“华北之大，却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人人求知若渴若狂，为国家故，为真理故；如今环境下，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出的，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大学还在，读书人却没了。
另一篇文章调侃：看完《无问西东》后，我给我的Kindle充上了电。虽是调侃，但确是对那个年代的向往：求知、求真、求贤。
《无问西东》结尾有个彩蛋：镜头所过之处，皆是影响我们至深的大师。
在西南联大读过4年本科、2年硕士研究生的杨振宁曾回忆：“联大虽然仅存在了8年，但她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的贡献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有人想要梦回唐朝，因为怀念那时的繁华昌盛；有人想要梦回联大，只因那是一个有信仰的纯粹年代。
而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
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
《无问西东》中，清华学子吴岭澜和梅贻琦的一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
梅贻琦问吴岭澜，你读书为何?
吴迷茫地答：只知读书是对的。
梅又问：你英文国文都是满分，物理却在不列，为何选实科，而不选文科。
吴答：只觉得实科更有用些。
其实即便学霸如吴岭澜，对于未来也是迷茫懵懂的。
但梅贻琦点醒了他：“什么是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
因为如此，吴岭澜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最终，又在西南联大将这份真实传递给了沈光耀。
《无问西东》本质上，讲的便是这种传承。好的老师，就像一粒火种，大学精神，就是靠这样的薪火相传。
在那样艰苦的时期，梅贻琦作为传薪火者，将联大办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梅之风骨，到如今，更值得我们怀念与推崇。
01
“我的小女儿也没考上联大”
论资历年龄都排在三个校长最末的梅贻琦，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在一次大会上，蒋梦麟把自己的表交给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
那时日子非常苦，要跑警报，还要饿肚子——甚至堂堂校长夫人、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卖自己做的“定胜糕”。梅贻琦经常在校办公，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跑警报。警报一响，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长却永远是那样绅士，那样从容不迫。
一次，梅贻琦的弟弟出国前到昆明看他，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教员合影，前排右三是梅贻琦。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渐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务非常之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而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后，吴晗依旧非常积极。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员陈某某特地从南京到北平，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领导吃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郑天挺，当然少不了清华的梅贻琦。陈某某对梅贻琦说：“你们学校的吴晗，也闹得太过分了吧，该约束约束他啦。”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说：“是该管一管了。”梅当然明白“管一管”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解释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梅贻琦对所谓的“管一管”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所私。大学理应培养建设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党派之私产。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建设杰出大学。而学术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旧左右，允许百家争鸣。只要教师不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主义，不是借学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响本职工作，他是不赞成干涉教师自由的。
当然，形势比人强。你跟政治讲理，政治不跟你讲理。他看形势有点不对了，立即让人通知吴晗：“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吴晗会意，乃遁之。
02
人品、资历、才干、工作样样过人
1940年，西南联大三校之中的清华，特意为梅贻琦任教25周年举行庆祝。梅贻琦在美国的母校也把名誉博士学位送给了这位杰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专家学者纷纷莅会，无数校友、学生的问候也如雪花般飞到昆明。
在庆祝会上，曾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宣称：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
但面对这罕见的殊荣，梅贻琦只是非常谦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戏中的“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本就是清华人。当年第一届庚款生招考，轰动全国，报名的有700多人。发榜了，有个小伙在看榜时，看见旁边一位瘦高个不慌不忙、不忧不喜地也在那儿看。
按说，应考者要么上榜要么不上榜，中榜者高兴得连尾巴都翘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泪飘零也不稀奇。独此君容色自若，静水深流，别人看不出个山高水深。后来才知这个瘦高个叫梅贻琦，在录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学归国后任教清华。梅贻琦不爱说话，但教书却非得说话，课外还要为学生补功课，很累人。他回到“天津卫”向恩师张伯苓诉苦，说不想干了。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这一训，就训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到清华任教后，人品、才干、资历、工作，样样过人，但年近三十而依旧单身，说媒保亲者很多，他却一次次地婉拒，为的是照顾3位弟弟读书。家人都替他担心，他自己却不操心。
后来，他往一韩姓人家跑得勤快起来。倒是腿脚勤快，嘴皮子还是不勤也不快，依旧寡言少语。别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与这位叫韩咏华的女子热恋时，也不大说话。两人要订婚了，韩咏华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爱说话呀！韩咏华一愣：不说话就不说话！韩咏华算是梅贻琦的同门师妹，而今更近了一层。他们喜结连理时，很多学生送喜联，因梅贻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韩，就干脆写上“悦韩”字样。
梅贻琦在清华极受器重，曾出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务。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像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罗家伦当校长，梅贻琦走了。再后来，一任任校长走马灯似的都走了，而梅贻琦又回来了。他是被无数清华人衷心请回来做校长的。
1948年8月16日，到清华大学视察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左）由梅贻琦（中）送出校园。
在名流云集的清华，要出任校长绝非易事。那时政潮频仍，学潮云起，校长与教授、学生的关系比较复杂，学生驱赶校长、校长解聘教授的现象时有发生。罗家伦曾是蒋介石的秘书，他场面很大地来清华做校长，两年不到，就灰溜溜地被赶跑了。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他拍着桌子说：“我办不好北大，谁能办北大？！”教授哪还敢说话。清华则是教授治校的典范，梅贻琦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一上任就宣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梅贻琦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说话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慢。有人把他的口头禅整理成了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云云。当然是笑话，调侃而已。对这位梅校长，大家是敬而爱之，视他有如父兄。
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梅贻琦却颇有好感，他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当然，那时大环境远不是那样“理想”。然而，便是在这不理想的时代中，在梅贻琦治下，清华仍一团和气，上下悦服，学术上突飞猛进。
03
拿着两本书登机
1948年，历史面临新的抉择。天地玄黄，暗流涌动，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贻琦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为众人所瞩目。他的夫人韩咏华在广州也为他担心，每天都看报纸，时常看到丈夫为清华校务而东奔西跑，就是看不出来他去留的迹象。他也想过这个问题。舍不得他的人实在太多，清华学生在民主墙上专门出了极为恳切地挽留校长的壁报，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口号挽留校长。地下党组织也向梅贻琦捎话：“你不要走，我们了解你，希望你留下来。”他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更是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枪声传到海甸（现为海淀），清华园就停课了。陈岱孙去找梅贻琦，梅正要进城，说学校没钱了，要弄点钱来，让师生员工撑过这段时间。进了城，拿了钱，坐车到西直门，眼看着门已关，且再不让开了。清华原本有个特别通行证，在平时，只要有这个证，任何时候都可以过西直门。但那一天通行证失效了，梅贻琦只好回到城里。胡适也在城里，他告诉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他才预备南飞。飞机好不容易来了，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最后一班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机。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寓居海外时，梅贻琦非常关注祖国的动态。他先是在欧洲，后又到美国，手握巨额清华基金，却过得极其清贫。他一如既往地为清华订了许多学术刊物，但收到这些刊物后，拆了装，装了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们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清华师生手中。他一直在异邦遥望故国，遥望京城，犹豫着是否要再回来。但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声召唤，也终于没能踏上归途。他又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建了一所大学，也叫清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清华。
04
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愿写
晚年的梅贻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对门病房的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他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劝他，他也不写；亲弟弟劝他，他还是不写。最后，直到胡适离世，他都没写。胡适走时留下了他的遗嘱；而梅贻琦直到永诀，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爱说，也不愿说。
梅贻琦长眠后，他的秘书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开会纪念梅校长，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开来。大家心里直出汗，担心不知道打开后会是什么东西。他的夫人尤其担心。因为他们相守几十年，她总是见他到哪儿都带着这皮包，但从来就没有让她看过。梅贻琦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广州，再到欧洲、到美国、到台湾……关山万里尘与土，卅年家国云和月，浊浪翻腾几曾歇。但他一身清风，纤尘未染，始终不忘带的却是这皮包。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视、最重要的东西了。校长夫人最担心的是：皮包里或许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这样的场合示众，或许有相当的危险——等打开一看，大家都呆住了：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贪污成风、腐败无孔不入的年代，对握有实权者，要想有所偏私，实在是“举手之劳”。要想干干净净做点事，那有多难。风习之下，似乎也只有贪污是“正常”的，不贪污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长期掌控着那样巨额的经费，却从未顺手揩点油，那就更是“异类”了。
然而，梅贻琦就是这样的“异类”。
数十年来，他始终一人独自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生活却像当年孔夫子那样，惶惶东奔西走，到了几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没有动用公家的半文钱，他把所有钱都用给了清华，为着把清华建成杰出的大学，为着替祖国培养杰出的英才。
这就是梅贻琦，一代圣人。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护着的东西。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