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取鸱夷泛钓船读音（范蠡钓鱼经验学取鸱夷泛钓船？)

1.

对于宋江走招安路线的争论时常出现。这种因世界观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估计永远不会结束。那么，这种争论何时产生的呢？

从《水浒传》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这种争论。拿出证据给大家看看：

之一：

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堪怜。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垠，学取鸱夷泛钓船。

之二：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铁马夜嘶山月暗，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上面两首结束诗在百回荣与堂本，和后期的百二十回本中都出现了。第一首诗表露出对梁山集团覆灭的惋惜之情。很显然，此诗的作者是反对招安的。所以，他说，星宿已经消失了，奸臣还活得好好的。早知道有毒酒，不如去钓鱼呢。

第二首诗则没有任何惋惜之意。它的重点是“志已酬”！人生的志向已经完成了，何必在乎结果呢？即便是喝了毒酒，也是“千古蓼洼埋玉地”。有才华的人，为国献身的人，千古留名！

两首诗体现了两种思想和两种境界。甚至说，这两种思想是有矛盾冲突的。很难相信这两首诗，出自同一位作者笔下。

当然，这是我这种没文化人的短视。曾有某教授，在阐述水浒传的思想过程中，分别引用了这两首诗中的句子。在他眼中看来，这两首诗好像既没有违和感，也没有冲突感。因其在学术界较有权威，并且，在分析征辽的伪作方面很能说服我，让人心悦诚服。所以，导致本人的自信遭受严重打击。

好在本人脸皮厚，即便错了，也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两首诗，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为。

个人认为，第二首诗，百分百的是施耐庵先生的原著。因为“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此句的内容，包含了书中两位重要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变化。可以认为，第二首诗，是作者给两位重要人物做出的思想总结。正因如此，这首诗必然是施耐庵先生的亲笔。

若是不了解书中主要人物的行为，很难读懂这首诗。谁更了解书中人物呢？当然是作者本人。

说到此处，顺便驳斥一些“多名作者”说。驳斥之前，先说结论：百回容与堂本，除中间攻辽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大体是施耐庵先生所为。

为啥说是“大体”呢？因为有后人把《水浒传》当成猪肉，往里面注水。

2.

小说开始出现的第一个结构性的重要人物是高俅。他的人生经历代表了整部小说的背景。有了黑暗的背景，才有飞蛾扑火追求光明的悲剧。

第二个出场的主要人物，是与梁山没有任何瓜葛，最后消失的王进。这个人物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串联出史进的龙套。因为，作者可以虚构任何人物当史进的老师。那么，这个人物存在的意义何在？

许多读者喜欢把王进与林冲做对比。因为他们的身份相同，必然会让读者思考他们不同的人生。王进，面对即将到来的迫害，飘然而去。林冲，面对迫害措手不及，家破人亡。这样的对比无可非议。不过，毕竟对比的是个人的遭遇与命运。若是放在整个民族与社会当中来看，却是微不足道的类比。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有崇拜隐士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民间非常有市场。这些隐士的认识和行为大多都是这样：朝廷太黑暗，老子有本事，但是，不陪你们玩。王进在《水浒传》中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

作者之所以，把这种隐士思想的人物，放在小说早期出场，其实，是为了与小说最后的结尾，“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进行整部作品的前后照应和对比，来取得强烈的反差艺术效果。

隐士的思想，最终保存了自己。但是，他们却弃社会和民众的未来于不顾。他们心中只有小我，没有国家社稷和民众。

宋江这一类人努力去改造社会。明知朝廷黑暗、社会黑暗。但是，为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进步，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宁可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初衷不改！

作者利用王进的隐士思想为代表，为整部书的主人公，做出了结构性的铺垫和思想上的对比。这样前后的对比，是中国人对社会认知的对比；是人生观的对比；是社会不同思想的对比。

李卓吾最后评道：“天下哪有强盗生封候而死庙食之理？”是的。强盗当然不会死后封侯。但是，当他们最后改变了强盗身份，为国尽忠而死，怎么不能“死庙食”？李卓吾不懂得“志已酬”的境界。

小说中最早描写的高俅和王进，是作者做出的重大的结构性安排。用这样的布局，来照应整部小说的发展，和主人公最后的结局。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怎么可能是多名作者的巧合？

抛开艺术欣赏和作品的思想，而判断作者，恐怕是钻牛角尖了。

3.

整部小说不仅思想统一协调，包括对所有的主要人物，都进行了前后照应的写法。比如，鲁智深在书中第三回就出现了。而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通过对小说素材的取舍和重大改动，照应了鲁智深和武松的整体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别。这样的做法，怎么可能是多位作者所为？

整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手法，小说写作技巧，素材的选用方式，人物矛盾的制造，情节的推动，甚至，忽悠读者的方式，都是统一风格的。怎么可能是多位作者所为？

关于写作技巧和素材等问题，占用篇幅较多，暂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的重点是想提示朋友们，注重小说最后的“之二”结束诗。因为这首结束诗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里面不单包含小说主要人物的言行和思想，还体现了作者在整部书中反应出来的思想以及人生观。

若是读懂了这首诗，多名作者的设想，根本无法成立。

用小说中的人物出场诗之有无，以及某情节人物的出现，或者某诗词与他人作品相同.....等等，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怎么能够作为判断作者，是否为同一人的证据呢？恐怕有捡芝麻，丢西瓜的嫌疑。

忽视小说的整体结构、写作手法、以及体现出来的思想，不是欣赏小说的态度。

4.

不过，小说结尾的“之一”诗就很滑稽。显然是后人强行安插进去的。因为，他不仅提到，“百战擒辽破敌年”。而且反应出来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完全相左。何况，它还有一个最滑稽之处——“学取鸱夷泛钓船”

“鸱夷”二字，应该指的是范蠡。他后来给自己起个号，叫鸱夷皮子。

但是，......重要的事情，要强调但是......在范蠡之前还有一个典故，叫做“鸱夷浮江”。

这个典故讲的是，伍子胥被吴王夫差冤杀，尸体被鸱夷革包裹后扔到江里。——伍子胥可不是去钓鱼。他是被喂了鱼！

作为同一时代的人，说范蠡不了解伍子胥的悲惨故事，恐怕说不过去。而范蠡给自己起这样的号，到底是什么心态？虽然今天无法了解，但是，伍子胥的故事在前，范蠡的故事在后。“鸱夷浮江”的典故在前，“鸱夷皮子”的典故在后，这是不争的事实。

写诗，使用的典故字眼与前人典故重叠，并且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还不够滑稽吗？

所以，百二十回的结尾把这首诗改成——“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改写者明确解释了一下，此鸱夷，是范蠡，不是伍子胥。

本人不懂诗词，无法确定“鸱夷范蠡”这两个名词并列是否合适。但是，我能确定，这是一首用典不准确的烂诗。怎么改，都是烂诗。尤其改烂诗的后人，以为自己弥补了前人的缺陷，是很聪明的做法。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更滑稽！

因为他们缝补的东西，是注水猪肉里的水！

可以反对宋江的招安，可以批评施耐庵的思想。但是，把这种烂诗放在小说最重要的位置上，偷偷摸摸的塞入《水浒传》中。意欲何为？

有些不法商人为一己之利，把猪肉或牛肉注水增加分量之后再去贩卖，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而中国的一些文人的品行，比这些缺德的不法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搞不懂，他们这么做有何利益？

施耐庵的棺材板，居然还能盖得住。也算是宽宏大量。